福州多山多石，自唐至现代，山林庙堂之间留下众多豪放瑰丽的碑刻、摩崖与造像，广泛分布于福州五区八县市。根据现有的统计，福州的碑刻、摩崖与造像有287处，其中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有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4处。按年代分，唐代的有12处，五代2处，宋代93处，元代23处，明代72处，清代101处，民国30处，现代7处，无纪年或年代不详的18处。保存完好的有14处，较好的有50处。

　　福州最早的摩崖石刻，是乌石山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李阳冰篆书《般若台记》，于文革后期被毁，1982年依原刻拓本重刻在乌石山清冷台东。唐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的《贞元无垢净光塔铭》碑，记载福建观察使柳冕为祝贺德宗寿诞祈福兴建净光塔。珍藏于福建省博物院的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

　　《球场山亭记》碑，是珍贵的福州中唐文献孑遗。永泰名山室及其四周保留了自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以来的摩崖石刻。立于闽王祠内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文笔严谨，书法优美，对研究五代史有着重要意义。闽王墓出土的《王审知墓志》、《梁魏国尚贤夫人墓志》，以及刘华墓出土的《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是研究五代闽国史的珍贵史料。闽侯大湖乡雪峰村的五代《枯木庵树腹碑》，被称为“金石以外的奇珍”。

　　宋代的石刻较多。福清一都乡的《欧阳修题刻》；程师孟于鼓楼区光禄坊的《光禄吟台》摩崖题刻；于山碑廊的蔡襄书“刘蒙伯墓碣文”、南宋绍兴年间“石敢当”；现存华林寺的《赵构御书碑刻》；苏舜元于罗源白塔乡的题刻楷书《才翁石题刻》；朱熹在福州鼓山镌刻的“寿”、牛港山“凤丘、鹤林”、长安“仙苑”、闽清县的“龙溪”、“梅溪”、“观云岫”、在永泰嵩口镇的《琳琅一片石》等摩崖石刻；永泰《方壶岩诗刻》；闽侯《超山经幢》等都堪为珍品。

　　在福州的各大名山上，保存着大批的自宋至清直至近现代的摩崖石刻：鼓山现存摩崖石刻达562段，字体篆、隶、行、草、楷齐全，遗有蔡襄、李纲、朱熹、赵汝愚等历史名人的手书真迹；乌石山有摩崖石刻270多段，有篆、隶、楷、草、行书各体，留有宋代程师孟、李纲、陈襄、朱熹、梁克家等人题刻；于山摩崖石刻共有160多段，现留存福州最早的宋代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吕文仲等人的摩崖石刻；以及福州的泉山及近郊鳝溪、升山、马尾东岐山、平潭道彰岩、永泰姬岩等的摩崖题刻，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与书法价值。

　　元至明清的碑刻摩崖更为丰富。连江中岩寺、前岩寺的元代题刻，罗源兴祥寺元代摩崖石刻、栖云洞元至民国的摩崖石刻、圣水寺元至民国摩崖石刻，永泰方广山元至清代摩崖石刻，福清豆区园的《闲云石题刻》、瑞岩山明代题刻、磨石仙井岩明清题刻，连江青芝山明至民国摩崖石刻等，汇集了叶向高、戚继光、徐霞客、左宗棠、陈宝琛等著名人物的书丹。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为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珍贵文物；闽侯《御制洪恩灵济宫之碑》记述重建灵济宫及敕封二徐真君的缘由。

　　近代碑刻中代表性的有连江青芝山《黄宾虹题刻》、《青芝立马岩刻》，台江《福州市志社碑刻》、《请用国货》碑刻、《双虹书院碑刻》，反映了福州人民革命、爱国的进步思想。

　　福州唐代摩崖造像有：乌石山原神光寺后岩石上的佛像，长乐龙泉寺后岩石上的佛像，福州城门的瑞迹寺白佛、龙瑞寺大殿基座浮雕，永泰观音洞石雕等。罗源栖云洞十八罗汉石造像，为宋、明两代的精品。永泰县名山室灵龟洞石窟宋代浮雕造像内容有达摩、僧人、帝王和舍身饲虎等，是我省少见的石窟造像，在后期雕刻中，有一组疑是民间信奉白莲菜教的七祖造像。元代造像首推福清弥勒造像，造型准确，神态逼真，线条流畅，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代造像还有：罗源洪洋乡观音造像，石雕线条粗旷；马尾区石佛亭造像，石佛端庄、古朴，石亭为仿木结构。位于于山大士殿的《大士出山像碑》刻于清乾隆年间，描绘了男相大士到女相观音的变幻。这些造像碑刻是研究佛教石刻艺术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