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荻晔

　　大报恩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工作，本来可能是考古学家与建筑学家的“双赢合作”。然而结果揭晓之时，一家抱着新出土的文物喜不自胜，另一家却对着搁浅的计划空叹奈何：在明朝大报恩寺的地盘底下，发现的却是宋朝的长干寺地宫。 民国时期就有人提出重建大报恩寺的想法，然而到今天，它仍只是愿望与图纸。

　　一波三折的大报恩寺复建计划

　　□ 许荻晔

　　今年7月17日，作为大报恩寺复建计划的一部分，南京大报恩寺地宫考古挖掘工作正式开启。

　　明成祖朱棣欲报父母恩，以“准宫阙规制”，于1412年开始建大报恩寺，于1431年完成，耗资近250万两白银。大报恩寺被誉为“金陵第一刹”，寺中九层高的琉璃宝塔，更与明长城比肩，位列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列。但在太平天国年间，全寺毁于兵燹。

　　拖了七年的准备工作

　　南京市政府一直有复建大报恩寺的想法，之所以迟迟未决，在于经济上的限制。2001年，大报恩寺所在的秦淮区政府便就此进行过调研，并向南京市政府提交了重建报告，但直到2004年，大报恩寺的两种重建方案才由南京市规划局公示，但公示结束后又没了动静。据说是因为重建方案进入了新一轮的讨论修改。

　　而事实上，大报恩寺复建规划长期没有定稿，使得多数投资商望而却步；自2001年起就卖力地招商而始终无果，更使得本有意向的合作者心存怀疑：至少6亿的投资额度，巨大的拆迁面积，漫长的回报期，几相结合，确实使多数投资者冷了心。

　　2006年底，南京市国资集团、红花机场指挥部与秦淮区政府共同出资组建南京大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报恩寺重建的烫手山芋，终于有人肯接了。2007年3月，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队开始对大报恩寺遗址周围进行考察，并在2007年底发现了大报恩寺地宫的存在。

　　在另一方面，新的复建方案也基本明确：在遗址的基础上，打造一个由4个不同功能的景观片区组成的园区——塔区、庙区、遗址区和庙市区，配以休闲、餐饮、娱乐等设施，方便与周边景观联动。由四个区域的分布可以看出，大报恩寺的原址将改建为遗址公园，复建的寺、塔将择址另建。不过变动不仅体现在位置，新版的大报恩寺塔的形象，就与原版有所不同：原来78米的身高，将提高到108米，据说是为了突出该塔“地标”的身份，在现代建筑物节节高升的情况下，相应地也得拔高塔的高度。而另一方面，塔身也比原版增肥不少，因为出于游客参观的考虑，塔内将设置两部电梯，不得不需要更大的空间。

　　此外，这个方案另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投资额度的增加。从开始预期的6亿到现在预期的10亿，而年内预计动工的一期工程，计划便在7亿元。

　　一切看起来都是水到渠成的样子，考古工作结束之后，建设项目便可以跟上。

　　报恩寺地宫藏着长干寺宝贝

　　大报恩寺的地宫非宫，直观地说，它是一个上圆下方的深坑。具体来讲，它像一口直径2.2米、深5米的枯井，其上都是一层夯土加一层碎石的规律铺填。当考古人员揭开地宫入口的“覆顶石”之后，发现大量铜钱，有散有串，可能是因为时日长久，串绳腐烂之故。铜钱之下，却是一只长宽约80厘米的石函。而石函之内，另有一只铁函，被在场的考古专家判断为舍利函。

　　挖至地底5.7米深的时候，出现了一块石板，上有楷体碑文，清晰可辨。但奇怪的是，碑文所记，却是些“一娘”、“三哥”、“男德兴”之类的名字，不像是皇家御碑，更像是民间善男信女募缘提名的石碑；更奇怪的是，石板上竟有“金陵长干寺”的字样。而根据专家对于出土钱币的考证，之前出土的钱币应属于宋代。原本令人充满期待的地宫考古，现在竟显得有些扑朔迷离起来。

　　在铁函打开之前，目前的种种证据已表明，此地宫应是宋朝的长干寺地宫。据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介绍，自东汉末期，目前大报恩寺的遗址所在地，就有佛寺存在。经历史变迁、朝代更迭，寺庙佛塔几经衰毁，又重新修建，比如梁武帝重修东汉末年的阿育王塔，到隋唐时毁弃，北宋再加以重修，以地名之，曰长干寺。而到了宋仁宗，则以他的年号改名为天禧寺。元以后又改名。朱元璋登基后，在原址进行重建。但在永乐6年，寺僧纵火，整个寺院付之一炬。四年以后，朱棣才开始在这片废墟上建大报恩寺。在大报恩寺的遗址上发现长干寺的地宫，一点也不奇怪。

　　8月6日，考古学家与文物保护专家将铁函打开，抽出水分，充入氮气，基本确认了里面是一座被锦缎包裹着的宝塔。这座七宝鎏金阿育王塔高约1.1米，边宽约40厘米，是中国出土的体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阿育王塔。曾参与镇江甘露寺地宫考古、发现11颗释迦舍利的梁白泉，认为阿育王塔的发现是相当大的收获。

　　大报恩寺地宫何在

　　对考古学家们来说，大报恩寺成了长干寺可以说是歪打正着：时间一下子提前了400年，文物的价值相对更高；但对于旨在进行大报恩寺复建的建筑学家说，这显然是个坏消息，首先意味着他们还得继续寻找大报恩寺地宫，好不容易确定的规划方案还是不能施行；其次，一个更差的状态是，好不容易定型的重建方案，很可能因为这次发现而重新修改，毕竟概念性的方案要随着实际的变化而动。

　　在通常情况下，有寺塔的地方都会建有地宫，通常位于整体建筑的中轴线上。不过这次考古，在大报恩寺的中轴线上，找到的是长干寺的地宫。有学者由此怀疑，大报恩寺地宫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个问题，毕竟在现有各类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大报恩寺地宫的记载。至于那些地宫中藏有大量御赐的黄金白银以及贵重物品的说法，应当是清代以后的想当然或以讹传讹。

　　但也有学者坚称，大报恩寺地宫肯定存在，这次的挖掘结果是因为目前测算的中轴线位置仍有偏差。依照专家的判断，真正的中轴线可能在一处还有待拆迁的地方，须等到拆迁完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的安排。

　　但至少目前，大报恩寺复建规划不能按照原计划直接实施了。从一开始的等资金、等规划定稿，到现在的万事俱备只等地宫，还要再等多久？不得而知。

　　十九载兴建 四百年数焚

　　南京的大报恩寺始建于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是明成祖朱棣的一大“政绩”。这位新皇帝上任三把火，先是一上台就改北平府为北京，定为都城，基本调研完成后，在永乐四年开始建造北京城；第二是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就派郑和下西洋去扬我天朝国威了；第三便是这次建大报恩寺。三件事集合在一起，皇帝的好大喜功呼之欲出。

　　准宫阙规制的皇家寺庙

　　造大报恩寺花费近250万两白银，而国家一年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白银，当时北京城还没建完，又要新开一个烧钱工程，大报恩寺的启动经费里，据说还搭上了郑和下西洋的余额。

　　但是报恩寺乃朱棣为报父母恩而造，给“高皇帝”与“先皇太后”的献礼工程，做儿子的当然不敢轻慢，竭十万工匠劳役之力却是精工细作，一个报恩寺的建设周期比北京城还长。永乐四年兴建北京城，第十八年完成并迁都，朱棣在有生之年还住进了故宫。14年能完成一个城市的基本建设，却完成不了一座大报恩寺。好在建寺也如愚公移山，靠的是子子孙孙无穷匮，在大报恩寺建设的第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炽继位仅一年也去世了，未竟之志，还是由朱棣的孙子宣宗朱瞻基完成的。宣宗似乎并不赞赏“慢工细活”的观念，宣德三年，他命刚出海归来的郑和负责大报恩寺建设监工，结果三年之后，大报恩寺才落成。从开始建设到全部完成，整整花了19年。

　　建成后的“金陵第一刹”大报恩寺周长“九里十三步”，约4500米，坐东向西，以围墙隔为两部分。北部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和法堂等主体建筑，“九级五色琉璃宝塔”也在此区域；而南部则是僧房、禅堂等僧人活动的地方。与其他寺院不同的是，大报恩寺有钟楼而无鼓楼，个中原因，自不难从“九级内外，篝灯一百四十有六”的大报恩寺塔推出。众灯长明，“—日夜费油六十四斤四两”，自然是夜亦如昼，只有晨钟而不需暮鼓。

　　供得起那么多长明灯，当然是因为“御制”的缘故，但“准宫阙规制”并不仅仅体现在外观形象上。比如在地基的打造上，也严格遵照皇家建筑的要求。大报恩寺取址的地方，土壤层为黄土，遇水就烂成一地稀泥，这样的地基根本无法承载建筑，何况还有一座78米高的塔。对此的改造，是将取址之处像打菱形格一样进行区隔，在格子中夯入大木桩，约留1/3于地面外。随后将木桩与木桩之间的地方塞上柴草之类的易燃物，再用火烧。相当于把这一地黄土，烧制成一整块黄砖。而烧尽后余下的炭灰，以铁轮滚石来回碾压以夯实为基。在此之上，更铺有一层朱砂，以起到防虫、防潮的作用。一个地基都要涉及这么多道工序，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祖孙三代造了个塔

　　寺内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大报恩寺塔。在朱棣的定位中，这座“九级五色琉璃宝塔”乃“第一塔”；而在今天的视野里，更可以将它看作当时南京城的“地标”建筑：白瓷为胚，琉璃为体，黄金为顶，152只风铃时时作响，140多盏长明灯昼夜不熄。塔身高达78.2米，夜间在数十里外的长江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在火光中杀回南京的朱棣至死都未能感受到能慰藉他不安心灵的风铃叮当，也没能看到明灯摇曳和江中倒影。

　　他的儿子朱高炽也没能看到父皇想象中的祥和景象。第三任建造者孙子朱瞻基从时间上算也没能看到此塔，他早已在北京称帝，他在位的10年间，并没有回过南京。19年间，祖孙三代对此塔怀有的都只是想象。而今人，也只能窥斑。

　　南京博物院保存着一个琉璃拱门，由下而上，对称分布着白象、飞羊、翔龙、人面蛇身的仙女的图样，居中的是一个佛像。形象生动，色彩明丽。这是大报恩寺塔三或四楼上的一道拱门，凭着它，今人可以想象整个塔的风采。它还说明拱门的搭建是通过传统的卯榫方式，由构件与构件间紧密咬合而组成——每个琉璃构件看似独立，实际上它在塔上的位置，是早在动工之前就安排好的。更有甚者，这九层的塔上，每一层的图案都是固定的，而每一层的琉璃砖数量也是固定的，不同楼层的同一位置的某块砖，其差异只在大小。

　　《陶庵梦忆》中有一种说法，琉璃构件烧制时为一式三份，上有编码。一份用于建塔，两份备用品埋于地下，一旦塔上者有毁损可以依号索取，方便修补。这个说法因为缺少相关史料的印证，常常被认为是作家的道听途说。但在1958年，在南京聚宝山窑址附近挖出了大量琉璃构件，上面均有层数和“左右上下”的墨字“编号”，经专家判断，确认为大报恩寺塔上的拱门构件。上文所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拱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收集、复原的。在杨新华主编的《金陵佛寺大观》里，对此有事详细的记载。1987年、2003年在此附近都发现过琉璃构件，也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两套备用构件中的一部分。但两套备用构件具体存在哪里、还剩多少，发掘工作直到今天，仍无法给出答案。

　　英国水军闯入“中国瓷塔”

　　据说因为琉璃表面有一层釉质，可以保证不沾灰尘，历久如新，虽然时间流转，大报恩寺塔的外观却可以保持长久的光鲜。但是，其他的破坏与侵蚀并不曾远离它。1566年，因雷电起火，大报恩寺内一百四十余间房屋遭到焚毁；1600年，塔心木年久腐朽，塔顶发生坍塌；1800年，塔又遭到雷击，毁损严重。

　　但是每次“天灾”之后，当地的寺僧、平民和官员，都会进行一定的募捐或拨款，帮助大报恩寺与大报恩寺塔进行修整。这样略有风波而始终平安的日子持续到1842年。1842年6月，英国水军攻占吴淞口，而后顺江而上，攻陷了上海、无锡等地，7月21日占领镇江后，继续朝南京进犯。为此清政府不得不求和，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关江面所停的英舰“康华丽”号签署《南京条约》。英国水军不战而克一城，并且由此结束了鸦片战争，自然是志得意满，在清朝已经投降而条约尚未签署的时候，大多数士兵都选择到南京城里去看看这“遍地黄金的东方”，而著名的“中国瓷塔”，正是他们“最值得注意的有趣目标”。

　　纽霍夫作为与中国通商的荷兰使团团员于1656年来到中国，自广州到北京，素描一路所见风物，并加以记述。1665年，他的《游记》在荷兰出版，很快被翻译为英、法、拉丁等多国文字，畅销一时。在东方只是作为一个神秘概念，引起西方人的无限好奇的时候，纽霍夫的图文并茂的游记，展现出了一个更具体的东方。在为瓷塔图片所配的说明文字中，纽霍夫介绍这九层的塔上，每层挂有金色铃铛，叮铃作响；而塔顶由一个“菠萝状”装饰物作顶；周身琉璃，鲜艳夺目。这使得欧洲的宫廷中，兴起过一阵“中国宝塔热”。

　　受着这一类“东方”启蒙的英国士兵们，自然不会放过见到瓷塔的机会。在参与者柏纳德事后写的《“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中，以一种坦诚到近乎可耻的自然态度，描述了他们对大报恩寺塔的破坏：“基于一种并非不自然的欲望，要想攫取一些样品或是纪念品，用来纪念这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莅临这个帝国的古都，遂使发生了不少剥取、损坏这座建筑物的外部某些部分，以及内部大量金佛的事实。”

　　毁在自己人手中

　　“瓷塔”在英军手里的遭遇，很容易使我们担心起在接下来那段百年近代史里，大报恩寺还要受到怎样的屈辱。但事实上，一个更突然、更出人意料的结局提前出现了。大报恩寺毁在了中国人手里。究竟哪一年毁的，并无确证。1853年3月，太平天国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国都。在兵家看来，大报恩寺塔的审美或历史价值，相比它的战略作用，显然无足重轻。占了塔，也就是占了居高临下的轰炸优势，在政权稳定时这当然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不仅面对外敌，也面对内杠，于威胁格外敏感。一种说法是，1854年清军占领雨花台，而太平军恐其再占报恩寺塔而难以应对，故先自行将塔炸毁，并引起整座寺庙的火灾。在这组太平军与清军的对应关系中，也有说是清军统帅曾国藩下令炸毁的。而另一种说法是，天京之变后，太平天国陷入严重内乱，北王韦昌辉唯恐翼王石达开通过报恩寺塔攻城，也就毁之以除后患。当时童谣有云“宝塔折，自相杀”者。在军事考虑之外，也有从经济利益上说的。

　　不论是出于哪个原因，这座曾经是中国荣光的巨塔，在伫立400多年后，没有折于列强之手，却先倒在了自己人的斗争里。大报恩寺田园既芜，一些残余的法器，被南京毗卢寺接收。1865年，李鸿章创建金陵机器制造局，选址则因地制宜，直接把厂房、住房造在了大报恩寺的废墟上。这片土地作为大报恩寺的历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处于日伪统治。1942年11月，日军在大报恩寺建神社挖地基时，意外挖出玄奘顶骨舍利的石函，最后迫于舆论压力，还是不得不还给了汪精卫政府。消息一出，各地佛寺都想迎请，结果这一个舍利最后分了九份，供奉在南京、成都、西安、台湾、印度及日本的不同寺院。

　　在此以后，到“地宫发现”，大报恩寺一直归于沉寂。重建计划虽然提出的时日不短，但是进展不大，不过是在现在的水泥地坪上，添了很多坑坑洼洼的勘探痕迹。这样的现实或许使我们的凭吊怀古显得有失风雅，但它确实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许荻晔)

　　（本组文章摘自《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24期。标题有改动）

　　出自: 《新华月报(天下) 》 2008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