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毅宏

　　1.摩崖浮雕大佛

　　2.佛座上的雄狮浮雕

　　3.佛座上的白象浮雕

　　4.摩崖全景

　　内容摘要：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是我国现存摩崖浮雕第一大佛，该石窟创建于北周明帝三年，由秦州刺史尉迟迥与比丘释道成合建。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在我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关键词：拉梢寺、摩崖浮雕、北周、尉迟迥

　　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又称大佛崖，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城东北约25公里处的响河沟峡谷中。与显圣池、水帘洞和千佛洞石窟组成水帘洞石窟群，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石窟创建于北周明帝三年（公元559年），由秦州刺史尉迟迥与比丘释道成合建。现存窟龛25个，大佛通高42.3米，距地面20余米，面朝东南方向，是我国现存摩崖浮雕第一大佛。据传开窟造像时依山崖堆积树木，自上而下雕刻修建，完工后依次移除树木，故名拉梢寺。洞窟开凿在赭红色的沙砾岩上，沙砾岩完整性较强，但质地粗糙不宜精雕，石质与毗邻的麦积山石窟相同。该摩崖浮雕先在沙砾岩上雕刻，然后再泥塑刻画，最后施色。

　　大佛着圆领通肩式袈裟，在赭石色的袈裟上绘有石绿色方格纹。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仰放，拇指的指端相交，持禅定印，脚心浮塑一个“轮宝”肉纹。佛像低平肉髻，面形丰满方圆，迥异于北魏时期“瘦骨清像”的造型特点，有圆形头光，短颈，肩膀平宽，体魄敦厚结实。衣纹用泥条勾勒，单薄贴体，简洁概括，不同于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以来褒衣博带的汉民族服装特点，应是受到印度笈多王朝造型风格的影响。左右胁侍菩萨手持莲花，戴花蔓宝冠，项圈，臂钏。菩萨的花蔓宝冠，饰品丰富多样，塑造手法细腻，却丝毫不觉得繁琐，与整个宏大的说法场景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菩萨造型丰挺秀美，朴实端庄，双脚呈八字形直立于佛两侧，体态优雅婀娜，面目神情含蓄祥和。上身着彩绘僧祇支，僧衣下端为衣纹浅浮雕，下身着百褶裙，衣纹疏朗，特别是裙摆的塑造，利落规整，线条简洁概括。佛与菩萨的造像充分显示了当时开窟造像的匠师之高超水平，其规模的宏大，表明拉梢寺北周摩崖浮雕大佛在修建时应该具有一定的皇家背景。

　　佛座塑造独特，共分为六层，最上端第一层为浮塑莲花，依次为雄狮、卧鹿、白象，动物浮雕层之间夹有浮塑莲花层。“这种构造的佛座，装饰内容丰富，为国内所仅见。”[1]动物造型细腻，手法纯熟，风格写实，应为北周时期我国动物浮塑的代表作品。最下层的白象浮塑保存完整，中间的一只为正面，其余的象为侧面浮塑，头朝外端而对称地分列两侧，中间的大象很巧妙地与侧面的大象共用象腿。白象的造型写实，虽然是浅浮雕，但结构体感塑造得相当严谨，形象活灵活现，而且这种以中间的白象为正面形象而左右对称排列的方式很独特。雄狮和卧鹿的浮塑层排列大致与此相同，但宋代在雄狮和卧鹿的浮塑层中间又修建了窟龛，遮盖了底下的动物浮塑，因此雄狮和卧鹿是否也有中间的正面形象，有待进一步考察。卧鹿造型同样生动写实，手法细腻纯熟，这为我们研究北周时期动物浮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最上一层的雄狮浮塑，与中原一带的雄狮造型相比，风格有明显的中亚艺术特征。“这种动物的排列方式及狮子的形象颇有波斯以及中亚艺术的特征，说明北周的雕刻艺术和题材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内涵”[3]。这表明在北周时期，丝绸之路畅通繁荣，经济上的交流给文化艺术带来了西域、中亚的风格，佛教造像也明显受到了这些地域风格的影响。

　　在北侧崖面的下方，有一方阴刻摩崖造像发愿铭文：“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次己卯二月十四日、使持节柱国大将军、陇右大都督、秦渭河鄯凉甘瓜成武岷洮邓文康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蜀国公尉迟迥、与比丘释道成、于渭州仙崖敬造释迦牟尼佛一区、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永。”表明该石窟群由北周秦州刺史尉迟迥于北周明帝三年（559年）创建。据《北史》卷六十二《尉迟迥传》记载：“尉迟迥字薄居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氏焉。”“周孝闵帝践祚，进位柱国大将军，以迥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军之义，改封宁蜀公。迁大司马。武成元年，进封蜀国公，邑万户，除秦州总管、秦渭等十四州诸军事、陇右大都督。”书中记载，其母为太祖（西魏文帝）姊昌乐大长公主，后尉迟迥娶西魏文帝女金明公主，为驸马都尉。尉迟迥贵为皇亲国戚，又是陇右大都督秦州刺史，有实力来开凿修建规模宏大的摩崖浮雕佛像。自从公元557年宇文觉废西魏恭帝建立北周以来，北周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使得北周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北方。而且北周皇家贵族历来都笃信佛法，这一切都是北周佛教艺术繁荣的先决条件。

　　大佛自559年开凿以来，经历一千余年，至今依然保存着鲜明的色彩，这在国内现存的露天大佛中并不多见。佛像面朝东南方向，对面不远处是高耸的莲花山，给佛像起了遮阳的作用，所以每天的阳光直射的时间并不长。佛像开凿在山崖的下部，整个造像呈很浅的凹面，佛像顶端岩石突出，也修建了遮雨的飞檐，所以每到雨季，雨水会在佛像前形成雨帘自然而泻，基本不会冲刷佛像，仅在佛像下部遭受雨水的冲刷较为明显，色彩遗留很少，基本是裸露的泥土本色。

　　“在形象塑造上，佛多作低平肉髻，薄发无纹，丰头短颈，双肩浑圆，菩萨面相略见圆润，高冠危髻，肩膀丰腴，腹部微起，形态之中既有北魏的清秀余韵，又见丰盈细润的特点。是上承魏晋、下启隋唐的过渡形式，类似风格的佛教造像也见于拉梢寺、须弥山等石窟北周时期的造像中。”[3]可见，北周虽然只存在了短暂的二十余年，但所遗留的佛教造像艺术在我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北周时期，“进一步吸收外来佛教造像的精髓，与中华民族传统的雕刻技艺加以融合，又创造出了一种肌肤丰腴、体魄健美、神情生动和充满活力的艺术形象，为迎接唐代佛教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注释：

　　[1]罗哲文等：《中国名窟：石窟寺 摩崖石刻与造像》，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4，第147页。

　　[2]李裕群：《山野佛光：中国石窟寺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03，第86页。

　　[3]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南昌，1995，第98页。

　　[4]董玉祥：《梵宫艺苑：甘肃石窟寺》，甘肃教育出版社，兰州，1999，第269页。

　　范毅宏 天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出自: 《装饰 》 2008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