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一词,在英文常常被翻译为CEO。还有一项有趣的研究,当今最古老的家族企业竟然是一家日本的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的众多寺庙当中,武汉归元禅寺的历史不算太长,但也有三百余年。抛却信仰不谈,在当家人传承、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滚动发展等方面,归元禅寺的发展历程也有一些可供借鉴的智慧。

　　一座寺庙带来的经济推动

　　农历正月初四,年味渐渐淡去。30多岁的李志华在妹夫家匆匆吃完晚饭,撇下妻儿和妹妹一家,独自出门。下楼不一会儿,他又折返回来,把放在茶几上的一个医用口罩塞进了裤兜里。

　　李志华是个体户,做竹木买卖,整个2009年,他一直忙着往武汉市数目众多的工地送竹木模板,收入比往年多,但他希望“虎年的生意最好是能够再翻上那么一两番”。李志华此行即是去归元寺拜财神,再过几个小时,便是传说中正月初五“财神爷”的生日。

　　“接财神”的习俗,源于明,盛于清,迄今流行民间。一首竹枝词,描绘了清朝时苏州人正月初五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抱路头”亦即“迎财神”。

　　李志华此前从未拜过财神,只是在七岁的时候和信佛的母亲一起去过乡下的庙里。在有一次向一包工头抱怨生意不好做钱难赚之后,包工头告诉他,赚钱也是要看缘分的,可以去归元寺拜一下财神,很灵的。

　　即使早出门几个小时,李志华还是发现自己去的太晚了。李志华开着车刚下长江大桥,拐到钟家村,踏上汉阳地界时,便再也无法往前开了——通往归元寺的路口,赶着“烧头香”的人流把车堵得不能动弹。李志华只得调头把车停在古琴台,步行近两公里前往。

　　李志华本想买了门票再进去,他说花20元买门票才更显心诚,结果硬生生被人流推进了寺内。一迈入山门,李志华首先看到的就是比门外更甚的黑压压的人头,和冲天的弥烟,即使戴着口罩,仍感觉很呛。到达财宝天王殿附近,他笑称都没有看清财神是什么样子,远远地就把香烧了,脑袋里只记得漫天的烟和泱泱的人。

　　关于归元寺正月初四初五两天到底有多少人去“拜财神”?分别有70多万、60万、55万说。归元寺方丈隆印法师告诉《鄂商》记者,因为人流量太大,为确保安全,并未严格验票,所以准确数据无从统计,但肯定在40万人以上。

　　据了解,为确保不发生火灾、踩踏等安全事故,武汉市当日调集巡警、刑警、治安警、交警、消防警、特警等各警种4000余人,投入归元寺安全保卫工作。

　　甚至有人统计了比较细节的数据,拜财神当日归元寺内共清扫出70余万吨垃圾,维护秩序的僧众及安保人员捡到了20多个钱包。

　　隆印法师告诉《鄂商》记者,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胡绪鹍在提前归元寺检查安保部署,看到寺内西端翠微峰上有枯萎杂草,当即要求调派消防车,将枯草全部淋湿,防止敬香时引发火灾。早在“拜财神”两月前,汉阳区政府便召集数十家政府职能部门开会,部署当日安保工作。由于多方的重视和严格的防控,归元寺从2002年开始拜财神,至今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

　　除却一年一度的拜财神“盛景”,归元寺如今已不仅仅是一座寺庙、功能也并非仅限于佛法传播,其对武汉市尤其是汉阳区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不可小觑。

　　“归元禅寺”,才是它的完整名称,但武汉人似乎更习惯“归元寺”这个更为亲切的叫法。

　　国务院2010年3月8日批复同意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显示,在武汉市的最新市域旅游规划中,将重点完善归元寺、长春观、古德寺、宝通禅寺等宗教旅游设施,发展宗教旅游,并着手对归元寺区域进行旧城更新。武汉市政府文件要求,归元寺片区更新升级应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行保护性更新,鼓励发展适宜归元寺传统空间肌理和尺度的文化、旅游职能。

　　昌明的世纪

　　对归元寺稍有了解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昌明大和尚。他的生涯起步于旧的不走新的不来的黎明前的黑暗,经历了保家卫国战火纷飞盼来新纪元的年代,碰上了百废待兴贫穷饥饿却热火朝天的年代,遭遇了不分青红皂白破旧的狂热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百花齐放的好年代。他从19岁(1936年)剃度出家到90岁(2007年)逝世为止,有五十年时间属于归元寺,这五十年,他保护并充分发展了归元寺。与归元寺而言,这个世纪这座古刹得以留存并成为今日名胜,昌明功不可没。其保护归元寺免于劫难的智慧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昌明大和尚俗姓曹,名志秀,1917年出生于湖北枝江安福寺镇的一个佃农家庭,因家境贫寒,被过继给伯父。曹志秀自幼聪慧,给人放牛之间隙,旁听私塾先生授课,心智既聪,点滴积累,遂有深厚之国学修为。19岁,为逃避婚姻,于枝江弥陀寺出家。昌明法师此后曾在在4所佛学院学习,知识渊博,造诣精深。

　　在法光佛学院,昌明遇到了给予他修行极大帮助的太虚法师,在太虚法师的引导下,他参悟佛法真谛,一改了生了死的修佛观,建立起成佛在人间的信念。

　　一九三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乱所及,民生涂炭,众多寺院也难幸免。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年头,太虚法师发出“抗战救国,僧人报国土恩”的号召,昌明大和尚也随即表明:唯愿“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法光佛学院组织了80多人的僧伽救护队,昌明率队开赴前线。在战场上,昌明和一众僧人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炮火纷飞,昌明在心里笃念佛号,祝祷伤者平安,亡者往生净土。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昌明是枝江弥陀寺方丈,他带领僧众捐钱,购买飞机和粮食,受到政府的表彰和人民拥戴。次年当地粮食丰收,无处存储,县长与昌明商议捐寺储粮。以苍生为念,弥陀寺的僧人们最终让出了寺院,昌明也由方丈成了一个行脚僧。

　　1957年,从中国佛学院学成后的昌明,受归元寺方丈弥保和尚请,到归元寺驻寺。1966年,弥保和尚在病榻上将岌岌可危的归元寺“佛法僧”的前途临行托嘱,希望他能保护归元寺。昌明临危受命,发愿誓死护寺,在他眼中,归元寺不仅是佛宝,还是国宝。彼时,他曾对身边人言,他要尽到一个僧人的责任,更要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

　　红卫兵来了,看到经书字画就要烧,看到佛像就要砸,昌明和尚总是借机阻止,百般周旋。他劝说“小将们”同意将经书佛像封存起来,并将山门上直书寺名用“反封园”的字幅覆盖,使归元寺直匾得以至今留存。

　　有归元寺老和尚告诉《鄂商》记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昌明大和尚听任红卫兵将其姓名改为“朝向红”,换上中山装,以一人舍得,换取寺院无忧。

　　1968年,新一批造反派趁机进了寺院,他们对昌明法师的劝解阻止恼羞成怒,扬言要捣毁归元寺。危在旦夕之间,昌明法师秉笔直书,向周总理反映情况:“归元寺是湖北首刹,是一颗闪耀着中国人民智慧的明珠,(现在却)危在旦夕。”并用双挂号信寄出。一个星期后,得到总理批示,要求对归元寺按照国家保护名胜古迹政策加以保护。随后占据寺院的造反组织、工人和个人被一一强制迁出,寺院恢复了清静。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四十六条明文指出:“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国家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后,昌明升座归元禅寺第四十八任方丈,成为新中国首位政府认可的寺院方丈。

　　归元寺现任方丈隆印法师告诉《鄂商》记者:“师父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从不给政府添麻烦。宗教政策落实后,政府给他老人家发了公费医疗证,但他老人家从来不用,政府提出为他改善居住条件,也被师父婉言谢绝,一直住在窄小的方丈室里。虽是高僧大德,受四方供养,但师父和普通僧众一样过着俭朴的清修生活。他八十岁前从不倒单(不在床上睡觉,用打坐入定的方式休息),用饭极简单,一粥一菜即可。他把信众供养和字画义卖所得全都用在了乐善好施的慈善事业。对福利院、残疾人基金会、教师基金会、工读学校、助学都有丰厚的捐赠,仅救灾一项所捐善款就有数百万元之巨。”

　　昌明法师常把深刻的道理自然而然地融会到偈语中,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开示。有信众到归元寺祈求观音菩萨保佑自已多子多福,昌明信口一偈告诉他们:“计划生育好处多,一对夫妇送一个。优生优育出人才,利民利家又利国。”

　　隆印告诉《鄂商》记者,昌明大和尚经常强调“寺院必依国主而立”的道理,让僧众和信众明白爱国就是利生。

　　2007年1月28日,昌明法师在归元寺圆寂。消息传出后,多级政府领导、宗教界人士、皈依弟子、四方信众,纷纷前来吊唁。遗体告别那天,数万人集结,几公里长队送行。

　　官方发布的讣文写道: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佛教改革先驱太虚大师的高足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始终把爱国爱教融为一体,深受社会各界的敬重。

　　隆印法师说:“这是对师父一生的最高评价。”

　　与时俱进更上层楼

　　凭地利优势,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之后,归元寺有长足发展,至2007年止,归元寺此间陆续投入5000多万元修缮殿宇,扩大了寺院影响,恢复兴办素菜馆,搞活寺院经济实现自养。

　　2007年4月26日,隆印法师承昌明法师衣钵,升汉阳归元寺方丈座。隆印大和尚俗姓吴,名传美。1957年生湖北江陵县资市镇人。用隆印自己的话说,他出生在一个佛化家庭。原南京栖霞寺方丈隆相法师是其胞弟,现为美国休斯顿中美寺方丈。此外,隆印另有一弟现也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从事佛学研究。

　　隆印出家之前,做过泥工、开过车、从事过机械工作。1981年进归元寺成为昌明方丈的第二个弟子之后,他也是从烧火、摘菜、劈柴做起。

　　从1984年7月起,隆印开始担任归元寺监院,相当于“常务住持”,协助昌明方丈进行寺院庙宇的维修和建设工作。

　　据《归元寺史志》记载,彼时摆在隆印面前的难题是“既要质量,又要速度,既要如文物法,又要如佛祖法。既要保证不影响游客,又要保证工期。要求修旧如旧,如旧推新,适应当下。”如今看来,隆印圆满完成了彼时的任务。

　　归元寺对既有建筑进行大的维修和小规模扩建,以1987年修报本堂为序幕,1988年修斋堂、东戒堂、大寮、翠微古泉亭;1989年立台湾观音;1993年修客堂、祖堂、配屋;1994年修方丈、韦驮殿、放生池;1996年修钟鼓二楼、班首寮、禅堂、藏阁、藏经阁、翠微古池、大雄宝殿(1996)、1998年修老三门;2000年修罗汉堂、建天王殿、地藏殿。

　　2001年,归元寺被评为全国首批国家4A级旅游景点。“黄鹤楼上看长江,归元寺里数罗汉”成为武汉两大景致。

　　2007年11月7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参观归元寺并题赠“爱国利民”四字,勉励归元寺弘扬佛教文化;努力服务社会,为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做出了贡献。隆印法师此后曾公开发表一篇题为《发扬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来文章表达归元寺对此四字的认识。

　　隆印法师说,归元寺一直是抓住机遇来发展。获批4A以后,归元寺又新建了长廊、露天双面铜观音、财宝天王殿等,并获得汉阳区和武汉市政策支持,贷款购地118亩使归元寺占地面积增加至150亩,按照国际标准增设标识、增添旅游服务设施、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商业经营、整治周边环境。几经多方整饬,归元寺年入游客量超过百万人。

　　即使如此,升座方丈不久接受媒体采访时隆印法师还曾说:“归元寺的现状是名气和现实不相符。因为归元寺在佛法上的修为及名气已经足够大,但人们到了归元寺,就会发现,这里除了大雄宝殿等,硬件设施几乎在国内是倒数,这种落差是巨大的。”

　　不日后,归元寺对外宣布投资近4亿元启动保护扩建工程。隆印方丈彼时接受采访时说:“归元寺将会呈现步步有佛、路路皆景的新景象。”

　　在隆印的规划中,归元寺将重建翠微峰,新翠微峰南北走向,用地15亩,主峰较四周高40余米。峰顶重建翠微亭,山体内修建石窟造像,使整个寺院形成“寺在山下,藏于林中”和“百尺茂林,千竿修竹,红分日刹,绿绕云房”的禅林秀色。

　　还原翠微湖,面积扩至15亩。除西园中心的主水面外,还将水分别引入四周小园,重现昔日葵园景观。

　　隆印方丈透露,原本规划兴建的“五百居士堂”也因经济危机和考虑到武汉市不如沿海城市的经济实力,改为修建万佛堂,五百名居士每人十万元的门槛大大降低。

　　2007年,归元寺筹谋已久的圆通阁破土动工。据隆印法师介绍,这是一座纯木石结构的阁楼,占地4000米,高51米,仅比黄鹤楼矮一点。基层皆由石材制成,仅底墙两端就分别达60米,石墙里面是一间间石屋。上面的主体结构则全为印尼运抵的菠萝格原木制成,分明三暗五层,落成后将请进25尊圆通菩萨,并将供奉一块3.2吨、价值一亿多元的稀世和田玉作为“镇寺之宝”。

　　隆印方丈坦诚地告诉《鄂商》记者,为兴建圆通阁,归元寺贷款2亿元,“每年光利息就得一千多万”。

　　“今年我们已经要开始竖柱了,争取明年完工。”隆印法师说到这里,手不自觉地做了个上扬的姿势,“圆通阁是这200年来国家最大的楼阁建筑工程,唯一能与之比肩的,只有北京天坛。”

　　《鄂商》记者在归元寺内看到,新修的三栋僧寮已有僧人们陆续入住,山门右侧兴建的正藏图书馆和归元大觉宾舍(宾馆)也已完工,不日均可对外开放。

　　隆印在接受《鄂商》记者采访时说,归元寺的正藏图书馆现已面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公众可免费借阅馆内图书借阅;已成立的佛商学院也将开办百科讲堂,不定期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论道讲授,届时公众也可免费旁听。

　　隆印对归元寺大刀阔斧的改革,《鄂商》记者在归元寺内问及多名僧人及居士对此的看法,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便是“与时俱进”。

　　诚如是,改革是需要底气和政策支持的。宗教信众的进香、拜佛、朝圣活动产生了巨大的旅游流,宗教建筑、雕塑、各种宗教活动也强烈吸引着许多非信众的普通游客,宗教旅游市场已被公认为是规模巨大、需求稳定的优质旅游客源市场。

　　上海龙华寺、杭州灵隐寺、厦门南普陀等传统宗教寺院旅游点的持续热旺和近年来无锡灵山、三亚南山等新兴宗教文化主题旅游区的成功开发,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旅游项目“有仙则灵”的说法。虽然有信众非议过分商业化和政策方面的约束,全国各地形形式式的宗教旅游项目仍蜂拥而起,成为旅游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数年后,归元寺将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象,也可以看见。

　　归元寺前传

　　归元寺有一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典故。既非善士舍宅为寺,也不是皇家钦命敕建,归元寺的开山祖师是来自浙江的白光、主峰两位僧人。

　　据《汉阳县志》记载,归元寺是在明万历年间著名胜境——葵园的旧址上兴建而起的。葵园的主人王章圃为了与文人墨客一起论文赋诗,先构筑水明楼,后辟葵园。《续汉口丛谈》中写道:“于明季檀园林之胜者,有汉南王氏,尝构水明楼于凤山脊,复辟葵园于城西关外二里,招致雅流,陈咏其中。”又云:“园中亦有奇石,绉秀殊伦,题曰翠微峰,峰旁有井,号翠微井。”

　　王章圃过世后,其子王紫函、王紫宿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将葵园房舍、田地、基地一并以270两纹银出卖于张恭存老先生。

　　事隔一年有余,当时定南王、镇守粤西大将军孙延龄的麾下孙耀先等居士“偶道及楚地”,有意为白光、主峰和尚捐资创立梵宇,以“嘉其操志艰苦”。孙耀先等人“卜得汉阳凤山门外王氏葵园”可建梵刹,于是他们与张恭存老先生商议要买下葵园。张老先生听明来意,十分爽快地同意将葵园基地房舍一并转卖,作价仍为270两纹银。在签订房契时,张恭存立下绝卖文书,明书葵园必须“改庵建塔,由白光、主峰和尚兴造丛林”。

　　顺治十五年(1658年),白光、主峰依托葵园之地,从建普同塔开始,后再修佛堂僧舍,开始了归元寺的艰苦创业。

　　此后近两百年间,经过历任方丈及僧众的惨淡经营,艰苦创业,使归元寺“禅林之体大备,殿堂禅阁、廊庑斋厨、方丈客寮、塔院官库之属数百余间,涂泽庄严”。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汉口商人李祥兴捐资兴建罗汉堂,供奉五百罗汉,颇有气势和特色,吸引了远近游人络绎不绝前来观光和朝拜,原本僻静的汉阳逐日热闹起来。

　　与各地寺庙之名均横向书写相比,归元寺至今高悬于朱红三门之上的是自显出独特风格的直书牌匾,这独享的权利和资格也是大有来头。据《归元寺史志》记载:道光皇帝欣闻白光、主峰和尚道行不凡,深表嘉许之意,于是追赐玉玺一方,用阴文篆刻“敕赐归元禅寺曹洞正宗传三十一世白光主峰禅师之印”23个字。由于有皇帝亲赐玉玺,按规定归元寺名可以直书,彼时也曾轰动一时。

　　道光之后是咸丰。随着大清王朝的没落和起义四起、列强叩门带来政局跌宕,归元寺同全国各地的寺庙一样,佛门不再“清净”——陷入了保卫、受损、修复、再被毁、再重建的更迭轮回。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波澜壮阔,方兴未艾,势不可阻。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挺进湖北境内,武汉三镇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殊死搏斗的战场,太平军曾几次攻克汉阳,混战中,归元寺蒙兵燹之难。当年白光主持兴建的大雄宝殿,以及建成十余年的罗汉堂等建筑毁之殆尽,“瓦砾堆叠,荆榛丛集,遂成为一片荒址”。

　　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八月十九日(公元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首义。九月十二日,黄兴被革命军政府委任为战时总司令,在汉阳昭宗词组织总司令部。黄兴发布命令,设粮台于归元寺,任命王安澜为粮台司令,“各部队给养,派员在归元寺领取粮秣。”起义部队的第十标(相当团的编制)就设在归元寺附近作为预备队。革命军与清军在汉阳多次展开激战,当起义军撤退时,为使粮食不落在清军手里,护粮部队决定放火焚烧,并向归元寺僧众及广大信众许诺战后重建。时任方丈深明大义,同情革命,支持起义军的行动。归元寺损失惨重,除罗汉堂、老藏经阁、普同塔幸存之外,其它建筑均毁成废墟。

　　有评价说,归元寺在辛亥革命中虽遭劫难,但它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无疑给这一古刹增添了光辉,其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中华民国建立不久,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对归元寺的重建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不仅带头为归元寺募捐,还授意将当年用作铺设电线杆的木料也拨了一部分给归元寺作修葺之用。民国四年(1915年11月),黎元洪亲书“归元古刹”和“胜大宏阔”,其精制横匾今天仍高悬在归元寺韦驮殿上方和大雄宝殿正梁之上。

　　其后经过多年努力,归元寺殿堂寮舍多达二百余间,其盛况远超往年。

　　出自: 《商情·鄂商 》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