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为“天府之国”的成都，一直都是民间技艺成长和发展的沃土。慧心凝结，妙手千载的成都人，不仅用千丝万缕的蚕丝织造出“号为天下冠”的蜀锦，也濯出了一条锦江，织出了一座“锦官城”。除此之外，还有泥塑、皮影、糖画、蜀绣、银丝制品、竹雕、面塑等等。但成都人妙手生花的能耐、想象力与创造力绝不仅限于此。

　　在这个系列篇章中，我们将以部分民间艺人和他们传承的技艺作为叙事的主体，以期将这个地域尚存的人文风貌，和有情的历史片段串联起来，从一个侧面，展示成都这片沃土的乡土文明。

　　余茂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就有了“百工”的记事，“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不仅表明了我国在先秦时代各行业的细化分工，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时各项手工工艺的纯熟。当时,匠人们在各自领域中对工艺的孜孜探索，所带来的日益精湛的技艺，甚至是农耕社会生产力提高和文化科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其实，辞书上对“艺术”的定义有“凡含技巧与思虑之活动及其制作”之说，可见“艺术是指学问与技术，也可谓是‘巧艺’或‘工艺’”，如此而言，那皇皇5000年传承、发展、繁衍的“百工”之技，当然该是我们灿烂文明史中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了。比如偏重于实用技艺的木艺、石艺等，比如偏重于民间娱乐的泥塑、剪纸等。

　　正如日本《留住手艺》一书的作者盐野米松说：“匠工的工作之伟大，之有趣，反映在他们的手艺上、人品中和他们的言谈举止里”。而他们的作品和技艺所具有的唯一性以及附带的人的气息，从某种角度讲也是我们这个国度乡土文明的一种象征。对他们的一种带民俗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必将反映出“手艺”与人文历史的某种关联。

　　或许，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这些传统技艺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濒临灭绝，但重拾这个话题，却犹如路过布满稻茬的丰收后的田野。我们或许应该思索的是，该如何为它翻垦，又该如何为它播种和施肥。当然，在今天的语境下，留恋民间技艺，其实是留恋民间技艺的心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我们民间文化根脉在精神上的一种传承方式。著名民间美术学家乔晓光曾说：“传媒不能仅仅满足于让世界知道中华文明活态文化传统的存在，更重要的意义是这种存在背后无形精神的发现和挖掘，这正是中华民族绵延、传承、创造、发展的精神理由所在。”

　　天府广场主席像 父亲的心血

　　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七，是传说中鲁班的生日。石匠陈山庭虔诚地在他家所立的鲁班神位前燃了一炷香，烧了三根蜡。

　　在作揖燃香的同时，陈山庭口中念念有词：“有规有矩先师巧，成方成圆鲁班传。”仔细打量，这与神位两侧石刻的对联语句一致。陈山庭告诉我说，这座高达2米、全用青石打制的庞大神龛，是他父亲生前建造的，“父亲说，做石匠讲究的就是规矩方圆，做人也要讲规矩，才能成方成圆。”

　　陈山庭的父亲叫陈嘉云，是成都天府广场毛主席塑像的面部雕刻者。然而就在我急切地探问他的联系地址时，却意外得知陈老早在2004年就过世了.好在知情人告诉我说，陈嘉云的儿子仍然在作石匠，于是我欣然前往。

　　陈山庭的家就在近郊龙泉驿西河镇的鹿角村。位于乡村公路一旁的他家，比之周围邻居的住所实有不同：那些摆放在家门口的一大堆石料、以及已经完工和没有完工的石头狮子，无比清楚地彰显了主人的身份。

　　陈山庭把我让进屋子时，我才发现这石匠之家的特别之处。石头的神龛，石头的案桌，石头的水缸和灶头，就连墙头镶嵌的石板上，搁置的也是一些小的石头狮子和小巧的石头碓窝。陈山庭说，这些都是他父亲生前凿建的，“他经常告诫我们，石匠是个苦活路，只有苦做苦吃，勤俭持家才不会饿肚子。所以家里的家什，只要能用石头做的，都尽量自己做了。”

　　坐在陈嘉云曾经打造的那张桌面阔大平整的青石桌旁，关于这个老艺人的话题就从传承了他的手艺的儿子口中娓娓道来：

　　“父亲是在他80岁那年过世的。从他15岁学手艺开始算起，可以说整整与石头打了近60多年的交道。”陈山庭说，其实他父亲年少时也曾入私塾读过书，后来因为家穷辍学后，便到成都的“二美场石头铺”拜袁子忠为师学石匠手艺。那时，袁家号称“袁半城”，说的是袁家的“二美石头铺”能工巧匠云集，半个成都的石匠活路和石头建筑都是袁家经营的。“在师傅的口传手授下，父亲从学打毛坯开始，很快就可以独立打制猪圈、猪槽了。”之后，陈嘉云又经数年的苦心孤诣，不论花鸟虫鱼、龙凤狮子、菩萨造像，还是人物风景的浮雕、镂雕、圆雕，均能熟练把握，技艺逐渐升堂入室。到1958年国营132厂修建厂房，他被招去参加工地建设的时候，在100多名石匠当中，陈嘉云被评为仅有的3个五级工之一。

　　而真正使陈嘉云在业内名声大振的，是因为他曾一手完成了成都天府广场（当时为人民南路广场）那尊毛泽东塑像的面部雕刻。在1969年那个特殊的年代，成都“敬建毛主席像”的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整个工程中，陈嘉云负责的是最为关键的部位——面部。他按照四川美术学院制作的1∶1石膏模型，每日在坚硬的汉白玉石坯上小心翼翼，精雕细刻，每天的进展不过是十几平方厘米，甚至几平方厘米，终于完成了任务。

　　之后，四川美术学院力请陈嘉云，但他却婉拒了教席之邀；之后，陈嘉云参与成都武侯祠的维修工程，十年间，把他精湛的手艺留给了那里的雕栏玉砌，碑亭影壁；之后，陈嘉云为成都大慈寺刻内外影壁，雕刻之功炉火纯青，引人惊叹；之后，陈嘉云应邀为龙泉驿宝狮湖水库设计雕刻百狮群舞，300多个石狮，神态各异，无一雷同，实为石刻之精品。

　　武侯祠照壁 父子共创

　　“父亲名下有五个子女，我排行第三，除大姐外，其余四个兄弟都会石匠的手艺，不过现在只有我一人还在做这个行当了。”

　　37岁的陈山庭是在16岁那年正式开始他的石匠生涯的。陈山庭说他从小就很羡慕父亲在外打石头那种闲云野鹤般的日子，但到了工地，他却只能做一个打条石、凿毛坯的小工，而这一干就是六七年。“看到师叔、师兄和父亲一件件用石头雕凿出来的各类动物、人物和花草树木，那活灵活现的样子，真是让我着急死了。但父亲就是不教我。不过现在我能够理解当初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了。是啊，如果一个石匠不能很好地把他的气力、使用的工具与不同材质的石头融合于一体，那他是打不出好东西的。说穿了，石匠是个力气活，但也不能蛮干，要巧用。但如何巧，别人是教不会的，全靠自己在与石头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悟出来。”

　　“除此之外，工具也很重要。每一个石匠都有自己的一套工具，别人的工具他不会去借用，也用不好。几乎所有石匠的工具都是自己打造的。面对坚硬的石材，钢火要淬得稍微软一些，凿子的刀口要磨得钝一些；而对于绵软的石材，则反之。精雕细刻的时候，刀口一定要锋利，但打毛坯时，刀口要粗才好，否则，坏了工具不说，石材也容易被打坏。所以，在我当学徒学制工具的时候，父亲往往都会守在身边，帮我看看火候，试试凿子的刀口。现在想来，真是受益匪浅。”

　　而枯燥的学徒时期，也有让陈山庭感到特别快乐的时候，那就是每当工地上的活路告一段落，父亲都会带着他到各地的采石场去逛耍，“对父亲来讲，他是为了了解各地石头的材质，但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外出游玩的机会。”长此以往，陈山庭对各地石材的脾气有了深刻的认识，“雕刻用的石材，首先是要选择那些沙子细、密度紧、没有明显纹路的石头；其次是要选用向阳石坡的石头。因为向阳的石材，该风化的已经风化，用起来放心，背阴的石材就说不清楚了，一般不会选用。从各地石头的品质来看，龙泉万兴场和大邑县的青石都是上好的石材，细腻，绵软，最适合雕刻。青城山的青石太硬又脆，很容易就损坏了。四川雅安宝兴县的汉白玉石材也好，成都的毛主席塑像就是用那里的汉白玉石材雕刻的。”不过，陈山庭又说，现在大家对石材的选择已是淡漠，其最大的原因是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以次充好的现象日益突出，“所以，父亲在晚年的时候一再告诫我，一个石匠，手艺好是一回事，还要给主家把好石材关。做人要讲诚信，不要被钱害瞎了眼睛。”六七年的学徒生涯，使陈山庭掌握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之后在父亲的调教下，一块块大小石头在他的凿刀之下，逐渐“听话起来”，刻“十二生肖”，雕飞禽走兽、梅兰竹菊、荷花牡丹，凿文殊、观音、普贤等菩萨造像，技艺渐臻化境。在父亲的带领下，父子俩先后完成德阳万福寺五百罗汉的石刻，永陵的四条大龙浮雕，武侯祠照壁等。2005年，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陈山庭耗时三月，终于独立为阿坝某寺院完成了两尊高达2米的玉皇大帝石像。气态轩昂的石像一完工，就受到众师兄师弟的好评，“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石匠了。”

　　石匠的碑刻之乐

　　“但石匠决非就是把一个东西依葫芦画样地雕刻下来就是本事，关键的是凿刻的东西要有神韵。这就要求一个真正的石匠要多看，多问，多听，多悟。比如说大家看得最多的石狮吧，就有东、西、南、北四大派八大类之分。”说着陈山庭就走到门口他那些成品、半成品的石狮中比划起来，“东狮是蹲着的，有点带狗的模样，传说它的模本是武则天墓前的一对石狮，所以要雕刻得温顺；半蹲半卧的南狮则要显得喜庆、吉祥，很调皮活泼的样子；方头的西狮主要出自西藏地区，要刻得庄严神圣，又带点空灵神秘的味道；低头的北狮则要刻得谦卑，臣伏，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繁荣时期，西方进贡而立的。”

　　我没有想到，就是雕刻一个石头的狮子也有这么多的讲究。而讲究的更在对传统工具的使用。陈山庭说，现在不少的工匠为了省力，早就采用机械的切割机和打磨机来完成石雕作业了，“但父亲生前是坚决反对使用这些机械工具的，因为只有用手工凿出来的东西才有个性，才有精神。通过那些手工打凿的纹路，你甚至可以想到那个打造它的石匠是什么样子的人——他的性子急不急，他当时的心情好不好等等，你说这样的东西耐看不耐看？所以，现在好多新立的狮子，因为是机器打磨出来的，看起来光滑，但就是少了精神。看起来是狮子，但还是一堆石头。我父亲说，石匠就是要把石头打成不是石头，那才是本事。”

　　再次提起父亲，陈山庭把我带到他居家的楼顶上。楼面上有砖石砌成的花台，里面培植着菊花、玫瑰等花草。这个时节，菊和玫瑰均没有花开，但花木的枝叶却是浓郁极了。绕开这些花木，是两间用石棉瓦搭建的工棚，里面横陈着若干打磨精细的大小石碑。陈山庭将其中一块石碑上的塑料薄膜小心揭开之后，又用毛巾将上面的灰尘掸去，这时，石碑上阴刻的字体和人物的线条便清晰地显现出来。

　　看得出来，这是大千先生的仕女图之一。其石刻的刀法凌厉，线条流畅遒劲，气韵生动，很见大千先生的艺术精神。除此之外，我还看见了《出师表》、《释迦牟尼图》等碑刻。陈山庭说，父亲在晚年的时候，仍然是刀不离手，以碑刻为乐。“他说，碑刻是最能反映出一个石匠的手艺高低的。要干好这个活路，除了有扎实的石匠功夫外，还要对书家、画家的笔墨作深入研究。书家、画家是如何起笔，走笔，收笔的，那石匠就该如何起刀、走刀，收刀，这样，做的活路才能体现原作者的精神和气韵。”所以，空闲的时候，陈山庭会常常一人来到这陈放着父亲碑刻的楼顶，静心揣摩着父亲生前留存在石碑上的“一刻一划”，“父亲在的时候，我老觉得我的手艺已经和他差不多了，现在越看就越感到自己真是差得太远。”陈山庭的这话突然让我想起了来时在他家大门口看见的一副石刻对联：青年学中年学老年再学，技亦精艺亦精精益求精。陈山庭说，那是他父亲生前自己编撰托人书写后，再亲自刻了砌上墙去的。

　　离开的时候，陈山庭并没有过多的寒暄言别，只是又习惯性地拿起一把锋利的扁凿，开始精心地修整着一尊石狮的头纹，凿子打在石头上扬起的灰尘，迅速就扑了他一脸的尘垢。这时，陈山庭读小学的儿子已经放学归来。他端了一张小方桌摆在门前，一边做作业，也偶尔抬头瞄一眼正在做石工活计的父亲，并时不时地为父亲端茶递水。

　　作者手记

　　其实，我每天上班途中都会从大慈寺前的那座著名影壁前路过。影壁的宏大、其纹饰的典雅与精美也时常吸引了我的视线。但我也最多把自己的感叹停留在它精湛美妙的石艺上面，至于雕刻它的人所拥有的怎么的传奇人生却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及至在石匠陈山庭告诉我那就是他父亲的作品时，我也颇感诧异。确实，这种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仿佛是种集体无意识的健忘。这从我并非有限的游历也可知晓，云岗石窟、大足石刻、乐山大佛等等，历来胜迹留下的都是帝王将相、风云人物、以及那些捐款出钱的供养人的名字，而真正创造出这些艺术精品的艺人，却鲜有人知，甚至无从查晓。

　　如此这般，却是更加坚定了我对那些以凿石为生的能工巧匠的寻访。然而，我却是在一种焦虑、不安和怀旧的心绪中开始我的石匠寻访之路的。

　　记得儿时到周边的乡场去赶集，总会看见那些门口堆放着石碓窝、石门墩、石水缸、石猪槽的石匠铺，石匠们一边敲打着石头，一边静候着买主的光顾，但这样的景象早在多年前就消失了。是的，很难想象今天的我们，还需要诸如此类曾经与人们的生活是那样息息相关的石头产品。与之相对应的，是石匠这个古老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日渐萎缩。

　　但我还是在这个寻访中体会到许多意外的精彩：陈嘉云曾对儿子说，石匠是个苦活路，要苦做苦吃；石匠讲究的就是规矩方圆，做人更要讲规矩；陈嘉云还把自己写的对联刻在了家门上：青年学中年学老年再学，技亦精艺亦精精益求精。这些或许本是匠人们在行业打拼中总结的生存之道，但却从艺精而上升到一种人生哲理高度的为人之道，可见，民间技艺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些做活计的工序和技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手艺人的品格和世界观。而究其本质而言，作为在农耕社会见多识广的手艺人，他们通过师徒、父子关系代代相传的诚挚情感和道德准则，或许可称得上我们可贵的民族文化基因之一。基于此，让我们不得不担心的是，如果这种文化基因因为一种或多种手艺的消失而消亡甚至是集体消亡的时候，“必然带来的是一个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以及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

　　谨为此，我有理由感谢陈山庭在今天浮躁的商品经济社会中难能可贵的子承父业。

　　原载：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