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幼波/文

　　剑门蜀道总述

　　剑门蜀道是指历史上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清末民初，以蜀都成都为起点北上通往中原腹地的一条主要通道，其中以大量开辟于悬崖绝壁的古栈道最为著名，古史中所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便是对剑门蜀道的典型描述。本专辑从剑门蜀道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入手，通过人文地理的角度去探寻这条千年古道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与古道风光。整个系列共分九个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开篇剑门蜀道综述、剑门蜀道与三国风云、嘉陵云栈的前世今生、踏上艰难蜀道的诗人们、蜀道上的艺术宝库、蜀道千年古镇、剑门蜀道与大唐帝国的兴衰、古道名关，等等。该系列文章通过大量生动的蜀道个人亲历、丰富的历史人文材料，以及多次深入实地的人文地理采访，为读者勾勒出了一条气势恢宏、多姿多彩、荡气回肠的千古蜀道。如果说天府之国是古人对蜀地风采的绝佳描绘的话，那么，剑门蜀道则是把锦绣天府向世界敞开的一扇最重要的门户。

　　剑门蜀道作为西蜀与中原之间的黄金通道，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各色人等在古道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尤其是以传播佛、道信仰的高僧、高道们，他们或从中原入蜀，或从蜀道出川，一路上留下了大量的石窟造像、石刻雕塑、建筑壁画等珍贵的古代艺术，使剑门蜀道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艺术景观大道。

　　从南北朝早期开始，古蜀道上便出现了零星的佛教造像，到了南北朝中后期，利州城北临江栈道上方的千佛崖上出现了“大佛洞”、“藏佛洞”等全川最早一批石窟造像；同时，最早一批佛教寺庙也相继兴起，从南北朝到隋唐，包括利州乌奴寺（广元皇泽寺的前身）、剑阁梁山寺、武连觉苑寺、梓潼景福院、绵阳飞鸣禅院、德阳龙居寺，等等。

　　由于剑门蜀道是蜀中天师道北传进入中原最重要的传播路线之一，因此，从汉中到成都，一路上的高山深谷中留下非常多的道教遗迹。随着剑门蜀道上佛教艺术的兴起，道教艺术也紧随其后，古蜀道上的道教刻石造像之风盛行于唐宋之间，其中尤以剑阁鹤鸣山道教摩崖造像、绵阳西山玉女泉造像、江油天仓山太乙洞造像等最为著名。

　　另外，伴随着佛、道寺观的大量涌现，古蜀道上的寺庙建筑艺术也堪称一绝，只不过在历代的战火兵燹的蹂躏之下，现存的古代寺庙建筑已经不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古蜀道上的许多古寺宫观才得以重新恢复。

　　七曲山 恢宏奇丽的古大庙

　　七曲山大庙位于梓潼县北之七曲山，被盘曲而上的老川陕公路一分为二。大庙是中国民间文昌帝君崇拜的发源地。主神“文昌帝君”张亚子，在道教中是天上文昌星历七十三世，化生为晋代梓潼七曲山张亚子。张亚子忠厚孝悌，远近闻名，死后被当地奉为“梓潼神”，后经历代加封，成为主宰世间功名利禄的道教大神。

　　唐朝天宝年间，玄宗避乱入蜀路宿七曲山，相传曾有张亚子托梦报捷的故事，后来唐玄宗封张亚子为“左丞相”。唐朝末年，僖宗逃蜀，路过时又加封梓潼神张亚子为“济顺王”。经过唐朝皇家的两次加封，奠定了张亚子由梓潼地方神摇身一变成为全民信仰的基础。后来宋朝的几朝皇帝又先后加封，张亚子逐渐演变成了道教民间信仰中专主人间禄籍、掌管文人之命运的文昌帝君，并在文人中形成“北孔子，南文昌”的说法。

　　1939年冬天，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同仁，曾到梓潼境内对蜀道南部的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考察了梓潼境内的4处汉阙、贞孝节烈牌坊、玛瑙寺、卧山龙千佛岩等。如今在卧龙山千佛岩东龛北侧还立有“中国营造学社”于民国廿八年的考察题记。

　　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七曲大庙。当他们来到七曲山大庙院内的最高处，看见大庙天尊殿结构恢宏奇丽，不禁连连赞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梁思成先生写道：“四川梓潼县西北七曲山，山顶柏林中文昌宫，殿堂多座，为明代所建。其中天尊殿在院内最高处，结构较为宏丽。殿广三间，深四小间，单檐九脊顶。其斗拱之分配，前面单杪双下昂，背面及两侧则仅在柱头施栌斗挑梁，如鹫峰寺兜率殿之制……。殿营建年代文献无征，其结构样式，当为明初或明中叶所构也。”

　　除天尊殿以外，七曲山大庙的另一个令人神往之处，是“应梦仙台”左侧的晋柏。因为七曲山为翠云廊之端始，故有传说此柏是翠云廊上众柏之祖，为梓潼神张亚子亲手所栽，树龄已超过1600年。此柏形相奇特，无皮、无叶、少枝，如铜枝铁干一般，颇有超凡脱俗之姿。

　　鹤鸣山 摩崖石刻全国最早

　　剑阁鹤鸣山与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成都大邑鹤鸣山同名，虽然当地人也以张道陵驾鹤飞升的故事附会此山，但毕竟史书有载，此鹤鸣非彼鹤鸣也。

　　鹤鸣山位于剑阁城东，山前有嘉陵江上游支流闻溪河蜿蜒盘过，全山为苍松翠柏覆盖，犹如一条缎带缠绕着一块巨大的碧玉。山顶的绿树丛中，有一座白塔兀立而出，为明代风水石塔，号曰文峰。文峰塔门石刻有“文峰直透五华秀；笔阵中分两剑雄”一联，外围塔柱有蟠龙石雕，塔心有青石一块，雕太极八卦图案，为川北唯一与道教有关的风水古塔。

　　鹤鸣山道教石刻位于文峰塔西面数十米处的石崖上，共有道教造像23龛88尊。其主尊为白塔东起第五号龛内的“长生保命天尊”。此龛共分内外两重，内外龛顶都是桃尖圆弧造型，天尊像高2. 1米，宽0. 7米，头戴道冠，大耳垂肩，柳眉细眼，唇薄颔圆；其右手下垂，手心半握红心法器，左手指节紧并，举至肩齐；身上道袍宽大松敞，脚穿方头道履，踏于莲台上；神像脑后有双层桃形光环，光环中心为五斗星图。此像充分表现了唐代石刻艺术雍容持重的总体风格。天尊外龛右侧石壁上刻有《长生保命天尊像赞并序》，序的落款是“圣唐大中十一年丁丑岁五月毕”，即公元857年。

　　另外，鹤鸣山石刻群中还有刻工精湛的长生大帝半身像、长着古代胡人相貌特征的道教十二神将、世所罕见的一龛双主神像、太上老君像和天师张道陵像，等等。

　　除鹤鸣山外，剑阁境内还广泛地分布着唐代和唐代以前的道教石刻，其中包括演圣乡金刚村的天马山道教摩崖造像、王河乡鲁垭村的锦屏山道教摩崖造像、碗泉乡的碗泉山老君庙造像、武连跃进村的环梁子道教造像、毛坝乡宝桥村王家河畔石崖的道教造像，等等。其中碗泉山老君庙造像共有石龛3层11龛，造像20尊，造像群右下角刻有“大兴二年岁九月十一日弟子□造”字迹，推算下来为公元319年刻造。后经文物部门鉴定，此处石刻确为东晋时期文物，剑阁地方志中也有记载。

　　据当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王家佑先生等考证，剑阁境内包括鹤鸣山在内的道教摩崖石刻，最早开凿的时间为东晋，最晚为唐代中后期，系全国道教造像中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好、风格较为独特的造像群。剑阁道教造像群为唐朝和唐朝以前系统纯正的道教造像，没有宋元两朝以后的二教合一、三教合一的造像现象。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造像主尊的脑后都有桃形圆光，光环中更有天师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五斗米教时的原始象征——“五斗星图”。

　　另外，剑阁鹤鸣山道教石刻中的“十二神将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据考为后来道教中“六丁六甲”的早期原型。我们从十二神将的胡人相貌和异域装束上，还可以看出蜀中早期道教形成时，融合川西各部族信仰时的原始风貌。

　　觉苑寺 国之瑰宝彩绘壁画

　　从老川陕公路一路北行，出绵阳，过梓潼，约40公里以后，便进入剑阁县境的武连驿。穿过大约3公里长的武连镇新街区，再拐进一小段破烂的老街，一出街口，便能看见一座殿宇高耸的古寺座落在对面绿荫如盖的山坡上。这里的地名叫武侯坡，相传曾是诸葛亮屯兵点将之处，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有“西望成都桑，东望陈仓树”的美誉。

　　觉苑寺初名弘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历代多有兴毁，北宋神宗时赐名觉苑寺，今日所存为明代重建后的格局。其三重殿阁建立于一条中轴线上，前为天王殿（原藏经楼），中为大雄宝殿，后为观音殿，两侧配以厢房，为典型的明代四合院格局。觉苑寺中古迹众多，历代均有名人题刻，最著名者为颜真卿《逍遥楼碑》、陆游《放翁诗碑》、宋代《治路种松碑》等。观音殿左为陆游馆，陈列有放翁诗碑；右为魏征馆，纪念剑阁邑人魏征对大唐一代的贡献。大雄宝殿内则存放有唐代石刻灯台、古石刻香炉，供奉有明代所塑的释迦如来跏趺坐像等。

　　真正堪称艺术瑰宝、并且令觉苑寺名扬四方的，是大雄宝殿内那四壁精湛的佛教彩绘壁画。该壁画绘制于明代天顺至弘治年间，由释迦牟尼佛本传故事全套组成。它的内容从佛祖选择投生于迦毗罗卫国王后摩耶夫人开始，继而乘象入胎、树下诞生、习学经教、金刀削发、六年苦修、成等正觉，最后到双林树下卧入涅槃、弟子们均分舍利、后人译经传法为止，共计269个故事。其总体构思恢宏迭宕，画面细节栩栩如生，融入了创作者坚贞的宗教信仰和高超的壁画技艺，为世所罕见的佛陀传记艺术珍品。

　　觉苑寺壁画最大的特点有二：其一是内容完整、故事翔实、绘制精准。壁画以269幅画面讲述了释迦牟尼佛祖的一生和佛法弘开的故事，其标准的四字一题和秩序井然的严谨构图，体现了创作者缜密的运思和精巧的布局。其二是壁画继承了唐代以来的重彩工笔技法，色彩沉浑凝重，笔工精准规范。壁画作者将全部1694个不同形像的宗教人物，描绘在面积为173.58平方米的大殿四壁之上，气势宏大磅礴，神思精妙入微。

　　壁画在故事与故事之间，仅以山、水、云、树、屋宇等图案相隔，其环环相扣，生动感人，故事性极强，如同让人看一部精彩的古典连环画。整个壁画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为全国仅存的少数几处融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体的彩绘佛陀传记壁画之一。

　　千佛崖 历代石刻艺术博物馆

　　1914年，法国人色伽兰、法占、拉狄克等人组成考古调查团，沿着剑门蜀道来到了川北重镇广元境内。当他来到城北临江而起的千佛危崖上时，顿时被眼前所见的壮观景象惊呆了！只见整个崖壁从嘉陵江面一直到一百多米高的崖顶，布满了重重叠叠、密如蜂房一般的造像龛窟，细数之下，竟达13层之多。他们把这次调查的成果收入1923年至1936年于巴黎陆续出版的《中国考古调查团调查图录》之中，算得上最早将古蜀道上的石窟艺术介绍到西方世界的人。

　　广元千佛崖位于广元城北5公里处的嘉陵江东岸，嘉陵江古栈道上的石柜阁险关，就在千佛崖的南头。如今窟区南北长338米、老川陕公路以上高45米，洞窟54个，龛819个，造像5300余尊。最著名的洞窟为大佛洞、藏佛洞、睡佛洞、大云洞等。其实，作为四川境内最宏伟的佛教石窟造像之一，早在清代就有《三巴金石录》、《金石苑》等书收入了有关千佛崖的碑刻题铭等。日本人大村西崖所著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也收录了不少有关千佛崖的资料。

　　千佛崖石窟造像群始凿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形成规模，其后宋、元、明、清历代均有补充完备，其历史和艺术价值之高，洞窟开凿历时之长，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素有“历代石窟艺术陈列馆”之称。

　　千佛崖早期的石窟造像属于北朝石窟造像体系，风格近于陕西长安、甘肃麦积山一带的石窟艺术，形象古朴凝重，线条雄浑而简洁。隋唐时期的造像常以“天龙八部”入窟，可见作为佛教的主要护法神，他们是在隋唐时代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唐代佛教弥陀净土思想盛极一时，千佛崖石窟造像中也体现了这一特色，有多处阿弥陀佛和极乐净土的主题造像。另外初唐以后，密教传入中土，千佛崖石窟中也有不少密教造像，如毗卢遮那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十一面观音、四臂观音等典型的密教本尊造像。唐代为千佛崖造像最辉煌的时期，以后的造像一般多为补塑、原窟重塑或重新装饰，偶有零星新添，其艺术价值却远逊于前朝了。

　　据清咸丰四年刻题记载，全崖造像总数有一万七千余尊，规模远远大于现在所能看到的部分。上世纪30年代，川陕公路兴修至此，因为别无其它道路可选，只好对千佛崖临江峭壁进行爆破施工，对整个石窟的破坏极大，计有四分之一的洞窟遭到损毁，令人扼腕叹息。

　　与千佛崖隔嘉陵江相望的皇泽寺背靠的山崖上，也有为数众多的石窟造像，其大小洞窟共计50个，造像1203尊。皇泽寺石窟与千佛崖石窟形制相类，时间前后也相差无几，可判为同一个石窟群落。

　　作者手记

　　公元795年隆冬的一天，年过半百的杜甫携一家老幼在险恶凄绝的蜀道上历尽艰辛，终于将漫长的荒山野径抛到了身后。当他一家沿嘉陵江岸平整的沿江栈道踽踽南行，过朝天峡、渡飞仙关，再行十数里，在古道西风与落日残照之中，渐渐接近了川北重镇、富庶而繁荣的利州城。

　　杜甫一家伫足歇息的地方名为石柜阁，是北出利州（今广元市）的第一个阁栈，距利州城不过数里之遥。然而，此处的石壁忽又陡峭起来，危崖向上直立，阁如石柜，向下逼临大江。站在栈阁处一眼望去，但见江上烟波浩渺，茫无涯际，杜甫胸中郁积的块垒，倾刻便冰释于无形。身为一代“诗圣”的杜甫，当然不会辜负眼前的景色。在险山恶水的秦巴山地跋涉了数十天，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令人心胸顿开的感触了。于是一时诗兴大发，开口吟道：

　　季冬日已长，山晚半天赤。

　　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

　　石柜曾波上，临虚荡高壁。

　　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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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杜眼中，石柜阁虽然也是“临虚荡高壁”一般的险要，但眼看着深入蜀地，到了人烟渐稠的利州城附近，相信一家人再也不用担心为冻馁所迫。于是在这首《石柜阁》的后面，诗人又写下了"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这样旷逸的句子。

　　也许是天色已晚，诗人入城投宿心切吧，他居然没有留意到石柜阁所倚的千佛崖壁上那些美奂美伦的摩崖石刻造像。早在开元年间，曾入川任益州长史的韦抗，在命人凿石修路的同时，便开始沿江畔山崖凿造佛像。韦抗入川数年以后，有“燕许大手笔”之誉的许国公苏颋，以礼部尚书调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时，也捐资于崖上凿造佛像，一时效仿者众多。至杜甫入蜀之时，已过去六七十年光景，千佛崖上的佛教造像，早已极具规模。只可惜老杜为了赶路，以至行色匆匆，虽然曾在此伫足，还写下了《石柜阁》一诗，但其中却没有留下关于千佛崖石窟艺术的只言片语。

　　600多年以后，明代嘉靖年间的富顺人甘茹出川任山东监察史，路过此处时题有《千佛崖》诗一首。此诗写得慷慨超迈，荡气回肠，堪称此处题诗中的佳作，也算弥补了杜甫路过此地的遗漏：“铁壁临风奠古藤，云龛遗像冷无声。风传过橹喧空界，月抱游鱼骇佛灯。花雨深秋香不散，松阴绝顶险难登。摩崖遍识前朝字，苔藓模糊识未能。”

　　原载：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