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柱

　　摘要：丰县永宁寺，传说为汉明帝所建，被当地人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寺。本文根据县志、正史、佛教文献等信息，利用现代学术成果，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境，分别从永宁神社、汉明帝与丰县、以及汉明帝对佛教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情理上的考证。我们可以得知，永宁寺建寺年代约在汉魏时期，无论传说是否属实，丰县永宁寺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关键词：丰县永宁寺；汉明帝；汉魏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佛教传入中国有诸多的说法，其中，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为我们向所公认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自此，佛教在京都洛阳得到发展，与此同时，据丰县地区的传说，汉明帝敕资在汉皇刘邦祖居丰城中阳里建立了永宁寺，以期保佑江山社稷“平安无事，永宁万年”。

　　丰县永宁寺，被当地人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寺。永宁寺位于丰县护城河西北隅，占地面积约75亩，其中放生湖约30亩，现任主持为河南嵩山少林寺第34代弟子释延武法师，常住僧人约7人，寮房约50间。永宁寺大山门长约60米，正门鎏金“永宁寺”大字牌匾为释永信法师书写，小山门内塑四大天王和阿弥陀佛法像。全寺拥有大雄宝殿、接引殿、藏经阁、观音亭、七宝塔等基础设施，以及万佛圣城(在建)、柳毅将军庙等风景区。

　　关于丰县永宁寺的传说，《刘邦传说与汉俗?汉皇故里篇》中有如下记载。

　　据传刘邦登基称帝后，将故里神社赐名为“永宁神社”。至东汉时，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并兴建白马寺，后又派使臣来汉皇刘邦故里丰县，将佛像安放在永宁神社，并下旨将永宁神社更名为“永宁寺”，流传至今。（主要引自刘恒心编著：《刘邦传说与汉俗?汉皇故里篇》，苏出准印（2010）字JSE-1000800，第68—71页。）

　　这一传说始于何时，不得而知。正如汤用彤先生对“汉明帝感梦求法”故事的态度一样，“求法故事虽有可疑，而是否断定即全无其事则更当慎重”，“汉明求法之说，毋宁谓语多增饰，不可即断其全属子虚乌有也”。丰县永宁寺传说，祛除其迷幻色彩，值得我们重视的信息至少有：其一，永宁寺是永宁神社的更名；其二，汉明帝为永宁神社改名；其三，汉明帝对佛教有着为社稷祈福的感情。丰县永宁寺建立的年代，有据可查的县志最早记录为明隆庆版本《丰县志》，明隆庆版本《丰县志?寺观》记载：永宁寺，旧在县东北隅，乃汉卢绾故宅。 永宁寺迁至卢绾故宅，是在南宋建炎年间完成的。光绪版《丰县志》记载较为详细：（永宁寺）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重修，并改名白塔寺。显然，永宁寺在北齐年间，不仅重修而且改名，其渊源肯定比这要早。丰县永宁寺的建立年代，要放在丰县接触佛教的背景下考察。据光绪版《丰县志?寺观》记载：“寺观肇于汉，而盛于梁。”根据县志信息，考察周边诸县，佛教约在宋初传入沛县（约在丰县东边）；佛教约在明代以前传入单县（在丰县西边）；佛教约于唐朝永隆年间传入砀山县（约在丰县南边）；佛教于唐朝初年传入金乡县（约在丰县西北方向）；佛教于北魏时传入鱼台县（约在丰县北边）。再向外扩充一下，佛教于东晋初传入临沂（在丰县东北），佛教于晋惠帝时期传入萧县（在丰县东南）。丰县东南诸地的铜山县、睢宁县等，也在楚王刘英的封地之内，此地佛教在三国时期已经十分兴盛，笮融建筑佛寺即在下邳（今睢宁）。通过县志记载的信息比较，丰县比周边数县接触佛教，时间上要早。徐海地区出现佛寺，大致与洛阳置白马寺同时。如果按照正常的佛教传播路线，无论是从东往西，还是从西往东，丰县接触佛教的时间都不应该比周边数县的要早，因此，丰县的佛教有可能是官方移植过来的。历史上的丰县，接触佛教甚早。汉明帝与楚王刘英是同时代人，既然刘英与其身边的沙门、居士已经奉佛，并且还遵守一定的佛教戒律，说明社会上早已有佛教流行。刘英的封地楚（西楚），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也是如今丰县的所在地。徐州地区的佛教之所以发达，与这一地区的神仙道教兴盛有关系，例如淮南王刘安为丰县人，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道陵也是丰县人，于吉是琅琊（今临沂，据徐州不远）人。据《后汉书》记载，永平八年，汉明帝诏报天下，“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其还赎，以助伊蒲赛、桑门之盛馔”。可见楚王刘英所在之地，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以前即有佛事活动。丰县东南诸地的铜山县睢宁县等，也在楚王封地之内，此地佛教在三国时期已经十分兴盛，笮融建筑佛寺即在下邳（今睢宁）。徐海地区的良好佛教氛围，为丰县永宁寺的建立提供了平台。

　　永宁寺是永宁神社的改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永宁神社为刘邦所建，不能得到文献确证，然刘邦时，丰县确有里社。（见《汉书?郊祀志》：“及高祖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往往与中国本土宗教混杂不分。在佛的形象上，造像等艺术是仙佛模式；从僧人居住的地方看，往往与传统的固有祠庙为依附点。官方也会因地制宜地为僧侣兴建一些居住地。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形态逐渐成型，就脱离了依附传统祠庙的初级阶段。丰县永宁寺名称源于永宁神社，在早期佛教史上虽然具有抽象意味，但也不违背情理。（颜尚文《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载于陕西师大历史学报，1985年第13期。颜尚文先生认为较抽象的寺名，东晋以后才渐渐形成，然而，里社在汉朝已经十分成熟，当有较抽象的名称。）永宁寺在永宁神社的基础上直接改名，正好能够符合当时佛教初传时期的情形。当然，相比白马寺，神社模式的永宁寺或许根本不能称为佛寺。神社模式的永宁寺，与后来称为“法社”或“法义”的佛社有所不同。丰县人有时候称其为佛社，与永宁寺的神社模式之特殊形态有关。如果从史料里面去探讨，我们发现西晋以前的寺院很少称呼为“寺”，大部分称为“祠”。西晋以后“寺”的称呼才确立下来，不再称为“祠”。联系丰县地区接触佛教的历史，不管永宁寺是否与汉明帝有关系，永宁寺的建立年代约在汉魏时期是令我们信服的。

　　上述传说中，汉明帝所表现出的对佛教的好感，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毫无疑问，汉朝统治者引进佛教有政治上的考虑。丰县永宁寺能够得以建立的基础，正在于统治者为社稷祈福的利益考虑。佛教的寺庙，最初还仿照了官署，有为皇家祈福的职能。（同上文。原来“寺”是官舍、官署的名称，九卿所居称寺。田中丰藏认为，当时的寺庙与官署的庭院、牢狱的中廷相似，所以由古代的“佛祠”转为“佛寺”。）丰县永宁寺扮演的角色，正好符合当时这一定位。

　　不过据后赵时王度的奏议：

　　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佛图澄传》）

　　汉明帝对佛教抱有好感，这是他遣使求法的情感基础，但是，为什么后赵的王度说汉明帝时不准汉人出家呢？佛教进入中国，需要官方的支持，江苏省北部是当时佛教受到官方支持最早的地区之一。汉明帝永平初年，西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最初只在京都及诸王府驻地设寺礼祀，为皇家独享之福。丰县乃汉皇祖居，其祖陵设于丰县力村疃（今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为皇室祖脉之地，备受历代帝王眷顾。历史上的帝王，修建佛寺为家族祈福屡见不鲜。颜尚文先生指出，桓帝的浮屠祠可为宫寺、官祠以及家族坟寺之先声。但是，对家族祖坟的祭祀是上古周秦以来即有的中国传统，即使不是汉明帝，汉朝的其他皇帝在其皇陵祖居之地也应该有所关于佛教的举措，这也为丰县最早的寺庙永宁寺建立在汉魏时期，提供了历史上的可能性。

　　在中国称为永宁寺的寺庙，不止一座。比较著名的永宁寺，为北魏后期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灵太后胡氏所建。但是，永宁寺和白马寺一样，在此之前，也有寺庙称为永宁寺的。（在北魏灵太后胡氏所建永宁寺之前尚有其它的永宁寺。具体见《魏书?释老志》：“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丰县作为汉朝寻根问祖之地，在后世备受尊荣，甚至成为帝王故乡的代名词。（见《晋书?石勒载记》：“武乡，吾之丰沛。”）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大将尉迟敬德重修永宁寺，至今丰县城西三合里尚有石础地基，这一史实即是明证。第一座称为永宁寺的寺庙源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永宁寺”名号遍布华夏大地，与它的吉祥意味有关。丰县永宁寺，是否与汉明帝有关系难以确证，虽然这一传说在很多方面合情合理。不过，永宁寺的建立时间还是比较早的，约在汉魏时期。关于丰县永宁寺，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1]白光华：《中国?丰县永宁寺》，珠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刘恒心：《刘邦传说与汉俗?汉皇故里篇》，苏出准印（2010）字JSE-1000800。[4]尹梓等：《明版<丰县志>注译本》，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版。[5]姚鸿杰等：《光绪丰县志》，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1990年版。[6]江苏省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沛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

　　[7]山东省单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单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8]砀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砀山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

　　[9]金乡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金乡县志》，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10]山东省鱼台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鱼台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临沂市地方史编纂委员会：《临沂地区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

　　[12]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萧县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3]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5]温玉成：《中国佛教与考古》，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16][美]杨庆堃，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出版社等,2007年版。

　　[17]颜尚文：《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1985年第13期。附注：由于排版问题，将注释放在了正文。

　　（作者：孙国柱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