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平

　　摘要：东晋出现了四大佛教中心：襄阳、庐山、建康、会稽。它们以佛理探讨为主，但民俗信仰也在教理佛教氛围中培植。道安在襄阳僧团内倡导了弥勒信仰；慧远在庐山教团中进行着阿弥陀佛的集体崇拜实践；建康皇室佛教充斥着低级YIN祀；而会稽地区，却酝酿并盛行开了观世音信仰。这些民俗信仰既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又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佛教的民俗信仰中有一个趋势：弥勒作为佛的身份和上生净土、释疑解难的一面被阿弥陀佛信仰取代；弥勒作为菩萨的身份及未来佛下生人间的一面渐被观音菩萨现世救济取代。

　　关键词：东晋；弥勒信仰；阿弥陀佛信仰；观世音信仰；佛教中心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0)01-0039-05

　　东晋是佛教人传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四大佛教中心：襄阳、庐山、建康、会稽。东晋佛教，伴随着传播中的城市现象，首先选择了上层路线，“格义”、“六家”都属于面向上层士族的学理佛教。但同时，佛教民众化也在推进。许理和谓在中国“民众佛教的最早阶段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或者自己的经典”。“帝国各个区域民众佛教的最早发展，地方形形色色的民众信仰派别的生活，教义在无文化人群中传播的方式，僧人个体的社会地位，寺院在农村地位中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以及诸多研究早期中国佛教极其重要的主题，都未曾提到”。其实，弥勒、阿弥陀佛净土及观音信仰的流行与民俗佛教的兴起关系极为密切，我们可以凭借对东晋佛教中心地域的把握，从学理佛教与民俗佛教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求民俗信仰的发生根源及其流布状况。

　　道安首倡弥勒信仰

　　弥勒，意译慈氏，在佛教中身份特殊，具有二重性：一是现时菩萨，二是未来佛。与此相应，弥勒净土有二：一是“欲界天”第四天，即兜率天，分内外两院，弥勒菩萨住内院，天神和凡夫住外院。由此产生弥勒上生信仰。《弥勒上生经》载，弥勒出生于婆罗门，皈依释迦牟尼，先于释迦人灭，以菩萨身份长往兜率天，住寿4000年(56.7亿年)，为天人说法，解释经典疑义。二是阎浮提，即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中阿含经》载，释迦向弥勒授记说：“弥勒，汝于未来人寿八万岁时，当得作佛，名弥勒如来。”未来，弥勒从兜率天宫下降人世，在龙华树下成佛，此时下界人世成为人间净土。由此产生了弥勒下生信仰，上生之人亦可随弥勒一起下生。

　　道安(312--385)，东晋十六国前期佛教领袖。12岁认字，后来师事佛图澄10余年。石氏内乱，道安在河北、山西一带到处避难，16年间行踪不定。公元365年，道安到了河南一带，因受慕容燕国入侵的威胁与弟子逃往南方。在去襄阳途中，道安在新野分遣弟子远赴各地弘法，对佛教在东南、西南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竺法汰带了40人去扬州、建康弘法，法和入蜀弘法等，此前蜀中少闻佛法，职是之故，东晋名僧，多为道安徒党。道安则带了400余弟子从新野去襄阳，居白马寺，后移檀溪寺，待了14年。这14年，北方秦燕交战，无暇南顾，荆襄比较安宁，道安声望日隆，形成襄阳教团。道安在襄阳倡导弥勒净士信仰，《高僧传·道安》载：

　　安每与弟子法遏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直殿，夜见此僧从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相为而来。”安日：“自惟罪深，讵可度脱?”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须更浴，圣僧情愿必果。”具示浴法。安请问来生所往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胜妙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安后营浴具，见有非常小儿伴侣数十来入寺戏，须臾就浴，果是圣应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

　　道安是中土最早提倡弥勒净土信仰的高僧，在他的带领下，弟子法远、僧辅、昙戒、道愿等8人，皆立誓往生兜率。

　　道安之前产生的具有弥勒崇拜内容的译经，般若类经有《佛说大乘方等要慧经》(安世高译)、《道行般若经》(支谶译)、《放光般若经》(竺叔兰、无罗叉合译)；弥勒类经有《弥勒成佛经》(西晋竺法护译)、《弥勒本愿经》、《弥勒下生经》等。般若经中的弥勒，知识渊博，善于解疑，是般若学的权威，如《道行般若经》卷六云：“须菩提言，弥勒菩萨近前在，旦暮当补佛处。是故知?当从问。舍利佛向弥勒菩萨，我所问，须菩提言，弥勒菩萨能解之。……弥勒菩萨所人慧甚深。何以故?常行般若波罗蜜以来大久远矣。”道安的弥勒信仰，选择的是上生信仰而非下生信仰，为什么呢?目的在于解疑，他的弟子僧睿说：“先匠所以辍章于遐慨，思决言于弥勒者，良在此也。”道安在襄阳整理经典时，采用合本方法研究《放光》与《光赞》两经，他在理解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道安眼里，弥勒是唯一的佛学权威，所以也是一切佛学问题最可信的解答者。”这是道安信仰弥勒的动因。另外，竺法护所译弥勒类经，大力宣扬下生信仰，后秦罗什又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广为流传，下生信仰主要在民众中发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成了反抗暴政、改造社会的精神武器。

　　公元378年，符丕统兵南下，直逼襄阳，道安在危难之际，再次“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襄阳僧团分裂导致了或刺激了江陵、长安和庐山佛教的发育。道安弟子昙翼先已从襄阳应长沙太守滕含之之邀去了江陵，做了长沙寺方丈。襄阳之围，道安有一批弟子南下江陵，途经并住长沙寺的，又增法遇、昙戒；住上明寺的，有竺僧敷、昙徽、慧远、慧持。释慧永已先东下，止于匡庐，后来，慧远及弟慧持又继续东下，亦停迹庐山，最终形成了庐山教团。道安自己带了一批弟子，留在襄阳，后来去了长安。昙戒、竺僧敷将弥勒信仰带到了江陵长沙寺、上明寺。

　　道安在长安(379--385)，亦弘传弥勒信仰。道安卒后16年，即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公元410年，厨宾(今印度西北)禅师觉贤(佛陀跋陀罗)也来到长安，两人共在长安大寺。罗什学宗大乘龙树，觉贤归从小乘有部，门人遂构成冲突。罗什门下多弥陀崇拜者，觉贤门下多弥勒崇拜者。原因在于，弥勒被大乘、小乘共尊，从经典看，弥勒信仰在般若学、说一切有部、瑜伽行派的一些经典中都有。而弥陀信仰完全是大乘佛教涅槃观念发展的产物。后来，觉贤被罗什门下摈出长安，公元410年，带了40多个弟子去了庐山依止慧远。觉贤门下的弥勒信仰对庐山教团似乎没有发生较大影响。觉贤禅法来自罽宾，罽宾禅僧均以往生兜率得见弥勒为人禅定之境界。除觉贤而外，尚另有中土僧人受学罽宾，如《高僧传》卷十一《习禅》所载慧览，他们回国后将罽宾禅法先在西部地区弘传，如凉州、河西一直是弥勒崇拜重地，后来又传人了中原、南方地区，使弥勒信仰广泛流传，这是道安僧团之外值得重视的另一股力 量。

　　慧远兴起弥陀信仰

　　阿弥陀佛信仰，就是对西方极乐净土的信仰，它是随汉魏西晋相关佛典的翻译而逐渐传入中土。汉译佛典中最早提到阿弥陀佛的是支谶与竺佛朔2人于公元179年译出的《般舟三昧经》，经中宣扬专念阿弥陀佛可禅定见佛。吴黄武中(223--228)，支谦译《大阿弥陀佛经》二卷；曹魏嘉平四年(252)，康僧铠译《无量寿经》二卷；甘露三年(258)，白延译《无量清净平等经》二卷；西晋永嘉二年(308)，竺法护译《无量寿经》。公元3世纪后期，西方净土信仰可能在敦煌、长安、洛阳一线传播。洛阳是西晋佛教中心，《无量寿经》的几种汉译本均出于洛阳。东晋僧人道安在襄阳时，弥勒之外，也崇奉阿弥陀佛，《法苑珠林》卷十三载：

　　东晋孝武宁康三年(375)四月八日，襄阳檀溪寺沙门释道安，盛德昭彰，播声宇内，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明年季冬，严饰成就。

　　公元4世纪时，中原高僧纷纷南渡，亦将阿弥陀佛信仰带到江南，如名僧支遁，弥勒、弥陀同奉，作有《阿弥陀佛赞序》、《弥勒赞》。

　　以上仅是零散信仰，阿弥陀佛集体信仰的发生，从庐山慧远教团开始。

　　慧远在庐山居住了30多年(380--417)，形-成南方佛教中心。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莱民、张季硕等123人于庐山北面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刘遗民著发愿文：

　　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花，敬荐而誓焉。

　　慧远抛弃了弥勒信仰，改奉阿弥陀佛，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道安重视义学，慧远重视信仰，这是两人的不同。汤用彤言：“远公既持精灵不灭之说，又深怵生死轮回之威。故发弘愿，期生净土。”慧远撰《明报应论》、《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还撰有《法性论》，他的因果论与法性论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不以情累生，不以生累神”，“不顺化以求宗，冥神绝境，谓之涅檗”。超出因果，求宗体性，就可进入涅槃；而观想象境，进入禅定，幻见阿弥陀佛净土，就是对涅槃的体证。其次，“道安的发愿是在寺院内的一种相对秘密的仪式，是一种纯粹的佛教活动；而慧远的教团内有僧人也有俗人(包括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聚集在庐山，在慧远的主持下一起发愿。……这种仪式已经和它的宗教的学术背景相背离(弥勒的开示是为了解决义学问题)，并已经扩展到了包括非佛教徒在内的大规模的异质团体。”最后，阿弥陀佛信仰是一种易行道，适于在民，间通俗流传。阿弥陀佛净土的特征，在于它是永不退转的佛土，一入其地，寿与佛等，而弥勒净土，并不强调对因果的彻底超脱。随着大乘佛学的深入传播，哲学探讨逐渐让位于信仰的培植，佛教的宗教性影响日益增强。阿弥陀佛信仰加速了佛教民众化的进程，于是成为居士佛教最具影响力的表现方式之一。

　　慧远的追随者有俗有僧，并热衷于阿弥陀佛信仰，前者如刘程之：

　　专念禅坐，始涉半年，定中见佛，行路遇像，佛于空现，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披袈裟，在宝池浴。出定已，请僧诵经，愿速舍命。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亡日，与众别已，都无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敛手气绝。年五十有七。

　　后者如僧济：

　　晋太元中来入庐山，从远公受学。远每谓日：“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后停山少时，忽感笃疾，于是要诚西国，想像弥陀。远遗济一烛日：“汝可以建心安养，竞诸漏刻。”济执烛凭机，停想无乱。又请众僧夜集，为转《无量寿经》。至五更中，济以烛授同学，令于僧中行之。于是暂卧，因梦见自秉一烛，乘虚而行，睹无量寿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

　　庐山教团与建康、长安均保持联系。慧远与鸠摩罗什很早就通信致好。远弟子昙邕携慧远与罗什的信件往来穿梭于庐山与长安之间。远弟子刘程之与罗什弟子僧肇亦通信。慧远弟子道生、慧睿、慧严、慧观并赴长安皆留学罗什。庐山僧人并有去建康的，如慧持一度住京城东安寺；道祖、道温去京师，住瓦官寺、中兴寺；周续之、雷次宗徙居建业。总体上，庐山佛教与长安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慧远也有部分弟子离开庐山，游化诸方，如慧村、道汪去四川，住龙渊寺、祗垣寺；昙顺、昙邕去江陵，住竹林寺；宗炳也于江陵湖畔构宅闲居。慧睿、道敬去江浙，住绍兴嘉祥寺、若邪寺，昙贺去杭州。可以推测，以上交游必有助于阿弥陀信仰远播荆扬，甚或弥漫中土。

　　观音信仰的流布

　　晋文帝、明帝之时，王导辅政，建康佛法隆盛；经康、穆二帝，佛教消沉。成康之际，竺法深、支道林相继隐遁东土，清谈名士亦多居东土，佛教在士族中的活动中心由京师转至会稽地区。孝武帝即位，笃信YIN祀，《晋书》卷六四载：“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饮为务……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兹不足论。名僧名士到了会稽地区后，清谈有增无减。会稽山、若邪山和剡山地区，早在3世纪中叶，已有支谦来此传法；直到4世纪以来，一直比较安宁和平。东晋剡山名僧有：支遁，主“即色义”；竺道潜，主“本无异宗”，弟子竺法蕴后主“心无义”；于法兰及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住剡山元华寺，于法开主“识含宗”，于道邃主“缘会宗”。若邪山名僧有：竺道壹、帛道猷、竺法旷，竺道壹主“幻化宗”。这些义学名僧最看重《般若经》及《维摩诘经》，但有迹象表明，《法华经》开始受到重视，如于法开“善《放光》及《法华》”竺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诵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这暗示了在士人谈弄格义佛教、皇室沉溺低级YIN祀之时，东南滨海地区却有新的观音信仰之酝酿。

　　观音信仰主要出自《法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经》最早由西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译出，后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作了重译。《普门品》中记载了观世音菩萨的种种神力和灵验，众生的种种苦难观音皆可救济，“救苦”是观音信仰一大特征，观音信仰有极强的观世品格和功利目的，它是大乘佛教菩萨观念及入世精神发展中的新产物。

　　随观音信仰的兴起，东晋谢敷撰有《观世音应验记》，踵其事者有刘宋傅亮《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续观世音应验记》、萧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谢、傅、张、陆四位均是贵族士大夫，四部应验记的写作更是一脉相承。楼宇烈先生推断“谢氏当为东晋简文帝、孝武帝时人(371—396)，则谢敷这部《应验记》的编辑当在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之前。由此可见，在西晋竺法护《正法华经》译出后，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事实上，观世音信仰与弥陀、弥勒信仰相比，在东晋南北朝 产生的应验故事最多。宋刘义庆《应验记》、齐王琰《冥祥记》、梁慧皎《高僧传》均有收录。

　　第一批观世音信仰出现，当在石氏作乱，中原涂炭。如《光世音应验记》第三条：

　　石虎死后，冉闵杀胡。无少长，悉坑灭之。晋人之类胡者，往往滥死。时邺西寺中，有三胡道人，共计议日：“冉家法严，政复逃匿，同无复理。光世音菩萨救人厄，今惟当至心自归。”……道壹在邺亲所闻见。

　　五胡十六国的乱世中，符氏前秦，姚氏后秦，观世音信仰进一步传播。如《系观世音应验记》第十二条：

　　关中道人法禅等五人，当姚家时，山行逢贼。既无逃走处，唯共一心念观世音。贼挽弓射之，遂手不得放。谓言有神，怖惧各走。法禅等五人安隐得去。

　　东晋江陵、庐山、建康亦有零星观世音信仰出现。《续光世音应验记》第七条载“僧融又尝与释昙翼于江陵劝一人夫妻戒，”夫妻二人身遭不幸，于是“一心念光世音”，结果屡屡化险为夷。《系观世音应验记》第二十二条载“道人释僧洪者，住都下瓦官寺”，后来“为官兵所收，系在相府”，“僧洪便诵念《观世音经》，得一月日”，临刑之日，为观世音神秘力量所救。会稽地区，观世音信仰最为流行，与观音救水灾有关。尤其是以五斗米道信徒为主的孙恩起义，更推动了观音信仰在滨海地区的流行。

　　《系观世音应验记》中记载，当时民众经常将一小观世音金像藏在头发中，作为随身之物，希望能保佑自己，逢凶化吉。另外，也有顶戴《观世音经》的。可以看出，观世音信仰在民间非常盛行。

　　结论

　　弥勒、阿弥陀佛、观世音信仰具有不同特色，因而使得三大信仰在同一地域、同一人身上有交叉性、多样性。但也存在不同的教团特征或地域特征：东晋西北襄阳教团以弥勒信仰为主，产生早；庐山教团以阿弥陀佛信仰为主，产生较迟；会稽地区僧俗以观世音信仰为主。这些民俗信仰与学理佛教关系至密，甚至孕育于学理佛教。在民俗信仰的发展过程中，弥勒信仰的盛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前人已有不

　　少论述，这里不再展开。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从东晋弥勒、弥陀、观音信仰的地域流布看，有一个趋向：弥勒作为菩萨的身份及未来佛下生人间的一面渐被观世音菩萨现世救济取代；弥勒作为佛的身份和上生净土、释疑解难的一面被阿弥陀佛信仰取代。后来弥勒信仰在禅宗时期更进一步演化为布袋和尚，而弥陀、观世音信仰一直是中国佛教中最重要的两种信仰。

　　《五台山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