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祖希

　　1981年在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出土的佛祖肉身舍利，原珍藏在国家金库后又保存在首都博物馆，曾于2009年6月23日重回云居寺，并开始为期10天的公众观瞻。

　　“舍利”原是古印度梵文，其本意是指尸体或灵骨。它们被看作是佛教徒修行正果的象征。而佛舍利则是特指释迦牟尼火化后遗存的固体物质。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佛祖肉舍利与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法门寺的佛指，并称“海内三宝”，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两粒佛祖肉身舍利房山云居寺更因其收藏有15000余块石经版而闻名遐迩。被人们喻为“北京的敦煌”，东土的“小西天”。

　　谁都知道，佛教创始于印度，中国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因此，才有唐代高僧玄奘率领众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但是，就当今而论，即或是佛教发祥地的印度，恐怕也要到“东土”的“小西天”来取经了。

　　这“小西天”不是别处，正是北京西南约75公里处的云居寺石经山。

　　石经山，原名白带山。这是因为在它的山腰常有白云缠绕其间，犹如缥缈的白带；又因这里的山中盛产莎题（莎题即莎草），所以亦可称“莎题山”。……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传入我国，当在西汉末年。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推崇，至南北朝时已极为盛行。据传，南朝名代寺院尼僧之数甚众：宋有寺院1913所；齐有寺院2015所，僧尼32500人；梁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后梁有寺院108所，僧尼3200人；陈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南朝梁武帝（公元502-520年）时，尊佛教为国教，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500余座，僧尼10余万人；北朝北齐（公元550-580年）时，全境寺院竟达4万余所，僧尼达200余万之众。

　　社会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寺院、僧尼，统治者出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需要，有时就不得不限制它的发展。北魏太武帝（423-452年）就曾于太延四年（438年）三月，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至七年（446）年二月即命令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到北周武帝（560-578年），由于他“重儒术信谶纬”，曾下令废佛、道二教；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

　　武帝的废佛运动，对佛教是一种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在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这一次又一次的法难，也给佛教徒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怎样才能保存住佛经，以便一旦再遭法难时能“救济苍生”？

　　他们联想到，在北周废佛时，许多手写的佛经，一时之间全部化为灰烬。而北齐唐邕刻造的石经，亦即“以为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火。于是，发七处三印，开七室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经》一部……”这给佛教徒以很大的启示。房山石刻佛经大藏经始于隋代，创始人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大师慧思的弟子静琬。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载：“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密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磐经》成。”

　　有关静琬发起刻造佛经的记载，最初建之于唐初，唐临所著的《冥报记》中：“幽州沙门释智苑（即静琬）精炼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继而于幽州北山，凿石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储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苑所造石经以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639年）卒，弟子犹继其功。”辽金以后，山上的九个石室即被石经版填满、封锢。续刻的石经版便埋在山下云居寺压经塔下的石穴中。经1956-1958年的勘查、拓印和研究整理，共发现有石刻经版15040石，刻佛经1000多种，3000余卷。这在世界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在，这些石经还分别保存在石经山的九个石室和云居寺文物保管所内。当今世界上所见的佛经，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质料。其中大量的是印刷纸本，为宋《开宝藏》、《碛砂藏》、金《赵城藏》等。其次为木刻本，如《清藏》（龙藏）。第三种则是石刻的佛经。但是“书竹帛，或邪见而毁灭，或瀑水而漂溺，或兵火而焚?，或时久而蠹烂。”所以，从所传佛经的准确程度来看，当以石刻经为最。因为它不仅减少辗转抄刻之讹，而且能够长期保存，千年不变。更可贵的是，隋唐时期的石刻经版，大量地保存了当时译经的原貌，无后代的附会。因而，更有助于对当时佛教经典的研究。例如辽时在北京校编刊刻的《契丹藏》早已散失，除１９７４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十余卷残本外，别无实物可证。然而，云居寺石经却保存了１２００余卷写经刻本，并 证实这辽刻石经，就是《契丹藏》的刻本，实为稀世之宝。不仅如此，石经山所存石刻经版上，还可有大量的题记。据不完全统计，在15040块石刻经版中，附刻有各种题记6000余则。其中有明确记载的1467则（唐354则，辽919则，金182则，元1则，明11则）。这些题记的内容，极为广泛。如唐代的数百则题记，就反映了当时幽州、范阳郡、涿州城镇的经济状况，包括各类手工业者的组织情况等，在记有明确年代的126则中，就提出了不同行会26种。 所以，云居寺小西天的石刻佛教大藏经不仅对研究我国佛教、佛学，乃至当时的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何况，其中有不少材料，还是截此以前所未曾见过的。这就更加提高了石经的历史文化价值。云居寺石经在文化史上，特别是在佛教史上的价值，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先生就曾说过：“云居寺石经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资料，是极其珍贵的。”他还说：“六至七世纪时期的经典，能完美地保存至今的，恐怕唯有云居寺一处。因此说，这些石经是中国的一大文化遗产。它对了解当时促进佛教兴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具有极高的价值。”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小西天”藏经洞，地处高山之上，行路尚且气喘吁吁。而把数百斤重的石刻经版，一块一块地运到石室之中，秘藏起来，绵延千载而不断，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创建事业的伟大精神。地处西北的敦煌，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的宝库。其中在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洞）发现的大量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包括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即晋至宋）近10个朝代的文物图书，它们的发现成了本世纪初发生在敦煌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它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极大注意，并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敦煌学。而对敦煌石窟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又发展成了“石窟学”。有人把这世界上佛教经典铭刻最多的云居寺石经山，喻为“北京的敦煌”。那么，在我们对这数以万计的石经，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之后，形成另一门新的学科———石经学，该不是非份之想吧！云居寺始建于隋，历朝各代屡有修筑，却毁于上个世纪30年代侵华日军的炮火之中。直至北京市人民政府出资于80年代修复。修复后的云居寺。寺门朝东，中路六进殿宇，并随地势呈台阶式逐级升高。五层正院之旁又有配殿，南北侧路为僧房行宫，寺的西北侧有高耸入云的舍利塔相对峙，使寺院形势更加恢弘壮观。

　　可以相信，未来的云居寺石经山，不仅将会是“石经学”的研究地和发祥地，而且还将是一个著称于世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