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专家：牛达生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西夏文献最多的一次；对废墟出土文物的研究，也成为西夏考古成果最丰硕的一次。西夏方塔及寺院是我国目前唯一有明确记年的西夏古塔，也是最早的西夏古塔。其直贯塔顶的塔心柱，更是为我国现存古塔中所仅有。最重要的发现当属古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并将我国活字印刷术提前到宋代；发现出土的汉文文献中有“大白高国”之称，确定了西夏国名又叫大白高国；发现并整理了迄今唯一一种西夏人用汉文写的诗集，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

　　1981年8月24日，位于陕西扶风县城北10公里的千年古塔——法门寺宝塔忽然半边倒塌，6年后，在重修宝塔的过程中，2499件大唐国宝重器，簇拥着佛祖真身指骨舍利惊现世间……

　　9年后的冬天，在宁夏银川市境内，另一座历经金戈杀伐、地震天灾近千年的古塔也轰然倒下，与法门寺塔的自然倒塌不同的是，这一次是犯罪分子用炸药实施爆炸导致的结果。

　　成为废墟的古塔并未因此而被人们遗忘，在老专家牛达生的主动请缨下，一次特殊的清理发掘于次年启动，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在发掘中告别残砖瓦砾，重回人间。其中有大量罕见的西夏文献、雕版画、模制小泥佛等，还有舍利子。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情况

　　古塔惨遭炸毁

　　在银川市西北，巍峨的贺兰山峰峦重叠，崖谷险峻，山间有数个东西向山谷，其中著名者有贺兰口、苏峪口、三关口、拜寺口等等。1990年，一则新闻让贺兰山数个著名山口中并不“张扬”的拜寺口突然广受关注：拜寺沟方塔被炸毁了！

　　拜寺沟是贺兰山东麓的山沟之一，位于银川市贺兰县金山乡境内。拜寺口山大沟深，环境幽静，面东开口，视野开阔，在山口平缓的坡地上有大片建筑遗址。相对于沟口处名声赫赫的西夏双塔，处在深山之中、距离沟口10公里的方塔一直显得非常“低调”，甚至在文献中都未曾有过记载。

　　1990年11月28日，经过沟内的当地农民意外发现，古塔倒了。十几天以后，这条晚到的消息令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深感震惊。随后，案件的反响波及海内外，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宁夏公安厅迅速组成侦破小组，开始立案侦查。现场的种种迹象显示，古塔是被炸毁的。

　　犯罪分子为何要炸毁古塔？除了想盗取其中的文物外，人们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

　　千年古塔被炸，变成一片废墟，这让一直尚未目睹拜寺沟方塔风采的考古专家牛达生深感遗憾。他的思绪忽然被法门寺地宫中佛教文物、贺兰县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天宫中的西夏文物猛地激活，多年的专业经验转化成的直觉告诉他：废墟中或许会有所发现。那一段时期，他一直在思考3个问题：废墟中是否有西夏文物？方塔是否有类似法门寺的地宫？方塔周围是否还有其他西夏遗迹？

　　方塔残存西北角塔檐

　　炸毁前拜寺沟西夏方塔雄姿

　　清理发掘启动

　　实践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已年至花甲的牛达生主动提出承担方塔废墟的发掘清理任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他带领清理发掘的队伍于1991年8月进驻贺兰山腹地。

　　牛达生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田野考古，也是最为艰辛的一次。这一次的考古队伍人员搭配最为奇特，除了专业的考古人员外，为了掌握破案线索，两名公安干警也奉命加入，还有解放军某部的二十多名战士负责具体清理。

　　拜寺沟清理发掘现场的困难出乎牛达生和工作人员的想象，首先遇到的是交通问题，汽车勉强只能到沟口的荒滩，这里距离发掘现场还有至少10公里，全凭两条腿进去。这里山道崎岖狭窄，沟内巨石横阻，连架子车也推不进去。这样的自然环境，根本没有人居住，倒成了青羊等动物生长的良好“居所”。考古队进山之后，为了运送装备和给养，只有依赖沟口村民养的毛驴。因为山道险峻，外村的毛驴据说到了这里也不敢走道。一时间，毛驴在大家的眼中比“奔驰”车还要金贵。

　　徒步从沟口到发掘工地，至少要3个小时，这就意味着进了山就要原地驻扎，不可能每天出山。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借宿地？因为依赖毛驴，大一点的装备也进不了山，搭帐篷都成了奢望。大家只好就地取材，利用大石块在背风处垒起了一座石屋，顶部搭上油毛毡，四周靠枯树干支撑，拿毡布一围，就算是根据地了。后来，大家还发现了几处岩洞，略事清扫后，也能住人。队员们并没有被艰苦吓倒，反而开起了玩笑，说都成了“山顶洞人”。

　　和水的匮乏相比，住的难题简直就是小儿科。沟里的水源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早已断流，最近的水源还在距发掘现场六七公里外的地方。经过与村民的交涉，最终考古队以两桶水15元的价格，用毛驴驮运。8月中午的山沟里，一丝风也没有，太阳炙烤着硕大的岩石，热浪涌动。清理废墟的战士们身上的汗一层又一层地冒，却没有足够的水解渴。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士们手捡、筐抬，硬生生把一座小山似的废墟给搬开了。

　　西夏文物惊现

　　在方塔废墟的清理过程中，牛达生曾经思考的这里有没有西夏文物的问题在第6天后陆续得到了答案：这里不仅有西夏文物，还有相当珍贵的文物。

　　方塔倒塌后，废墟面积足有篮球场大小，残砖堆得像座小山，长短不一的木构件散落在残砖上。清理工作首先是码砖和搬砖，即把完好的砖和残砖分别堆放，然后在砖缝里寻找文物。随着清理范围的扩大，文物开始频频出现，有西夏文木牌、木刀、丝织品、舍利子包、钱币、模制小泥塔、模制小泥佛、西夏文和汉文的文书、佛经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小泥佛，经清理约有五千多个，而最重要的是文书、佛经。这些文物集中在废墟的中部，同黄土、树枝、鸟尸与鸟骨等混杂在一起，压在1米多厚的残砖下，直径范围2米多。根据分析，这些文物应是珍藏于方塔的第10、12两层的塔心室中，塔心室南向开口，并未完全封闭，千百年来，成了鸟类的栖息地。考古人员根据现场判断，方塔被炸毁时并未四处迸开，而是倒向地势较低的前方，塔体受到强烈的震动后分解，一部分砖自然压在文物上，使文物未遭到更大的破坏。回忆起这一段，牛达生说文物未遭损毁简直是万幸。

　　废墟中出土的文书、佛经，有西夏文也有汉文，有刻本，有写本，还有版画，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墨书西夏崇宗贞观年的圭形木牌，长达5．74米的西夏文草书长卷，成本的西夏佛经，汉文诗集等，都是十分珍贵而罕见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也是自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西夏文献、l917年灵武知事余鼎铭在灵武发现一批西夏文佛经之后，关于西夏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掘出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不仅是完本，还是印本，达9册之多，因而备受关注。多年来，牛达生先生通过对这部佛经坚持不懈地研究，最终得出其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结论。这个发现，被舆论界称为是“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清理完废墟后，进入了发掘塔基的阶段。随着工作进程的不断深入，考古专家们对于方塔的层数及建成年代有了新的发现：方塔并非过去人们说的11层，也不是明代所建，而是高13层的密檐式方塔，建于“大白高国大安二年”（公元1075年）。此前最受大家关注的塔下有没有地宫的问题也终于水落石出。

　　塔下没有地宫

　　在沿塔体前壁和西南角向外1米的范围内，考古人员向下挖掘，约在深7米的地方，前壁才完全暴露出来。在壁面正中，有一个盗洞，循盗洞进入塔心，终于挖到了塔基。大家很快发现，寻找地宫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原来，在塔后数十米的山坳中有一条深深的洪沟，数百年来，暴雨产生的泥石流冲下无数巨石，撞击到塔下逐渐沉积，久而久之，竟将方塔的下二层淹没，因此以前人们总以为塔是11层。

　　通过对塔基的详细研究，专家们发现方塔根本没有基座，是直接建在块石砌筑的地基上。塔心中央有一个直径1.4米、深2.1米的圆坑，用来立塔心柱的，塔心底下没有人们关心的地宫。

　　一座没有基座的塔，是如何挺过近千年的风雨和地震的呢？牛达生和同伴们发现，方塔塔体以塔心柱为中心，全部用砖逐层压实垒砌，以黄泥为浆，大大提高了塔体的整体性和坚实性。方塔虽然是实心，但在3、10、12层，各有1个方形塔心室，塔心柱贯穿其间，向南有方形窗口。塔身正面除此三层外，其余各层都是直棂假窗，不是人们曾说的佛龛。

　　皇家寺院密集

　　如此规模的方塔，怎会平白无故隐于深山，其身后，一定还有其他的“文章”。在对方塔的清理和对附近的勘查中，专家们推断，这里可能是西夏“五台山寺”的故址。

　　自拜寺沟口到贺兰山分水岭长约15公里的范围内，除沟口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拜寺口双塔外，在沟内每隔数公里就有遗址一处。它们或在山间高台，或在沟边台地，面积大小不等，地表残砖破瓦和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这是贺兰山诸山沟中西夏遗址最密集的山沟之一。

　　贺兰山在西夏被尊为“神山”。西夏统治者曾在贺兰山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砖塔，皆在拜寺沟口沟内，而拜寺沟内西夏遗址又如此之多，说明拜寺沟在西夏时期是一处重要的地区。拜寺沟众多的西夏遗址反映了西夏时期寺庙佛塔林立的状况。

　　在方塔西部，在沟南、沟北的台地上，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方塔下面，竟然是一处寺庙遗址，遗址前还残留着石砌台阶，是传统的坐北向南的格局。这里居高临下，环顾左右，反映了其在方塔区的突出地位。遗址地表，砖瓦建筑材料随处可见，有的地段还暴露出铺地方砖。考古人员采集到瓦当、滴水和脊兽残件，其中部分是绿琉璃和蓝琉璃的。《西夏法典》规定：除寺庙、皇宫外，官、民宅第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这些情况表明，在西夏时期，这里的建筑规模很大，规格很高。

　　专家考证，西夏在贺兰山建有“佛祖院”、“五台山寺”等佛教寺院。方塔区原是一个寺庙群所在地，它的规模与规格，是与“五台山寺”这样重要的寺庙相称的。（贺璐璐/文）

　　专家链接

　　牛达生，1933年生。1958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研究员。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宁夏大学西夏所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合作出版专著6种，发表论文、报告等120多篇，其中多种论著获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在西夏木活字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荣获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两项部级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