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强 岳宗文

雷音洞位于云居寺白带山顶部,俗称“小西天”,海拔450公尺。其洞天然生成,经北齐和隋代改造后,始成现代形制。洞内文物,可概括为三类:穴藏佛舍利、壁嵌刻经碑、千佛柱雕刻。

穴藏佛舍利,1981年11月在保护文物清理雷音洞内遗址时,于原佛座后面石板下出土埋藏的舍利函。函大小相迭,由外至内共有五层。质地分别为石、鎏金银质等。明以前藏舍利三粒,后经明代重置,现存舍利二粒、珍珠二粒。一层汉白玉石函上有明代刻文262字,记载明万历二十年在石经山发现三颗佛舍利的情况。二层青石函盖上,有隋代刻铭,文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以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

壁嵌刻经碑,由幽州智泉寺僧静琬主持刻就。计有:《维摩诘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胜曼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贤劫千佛经》、《佛说般涅槃略说教戒经》、《大王观世音经》、《无量义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等十二种,146石。

千佛柱,共计石柱四根,刻各式佛像1056尊。

三类文物中,一、二两类时代明确,便于研究考释。三类之石柱雕像,年代尚有争议,未取得共识,影响了对雷音洞性质、作用等的综合研究。多年以来,我们在考察、保护研究该洞文物时,对千佛柱的雕刻,萌生了一些想法,现集中起来,略加考证,公诸于世。一方面,算是我们对千佛柱雕刻年代研究的一家之言,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广泛征询意见,求得方家时贤的教正。

一

雷音洞内的四根石柱,形制相似。每柱柱身皆呈八棱形,柱上部有比柱身粗的板状八棱顶盖;柱下为覆盆式圆形柱础。它们竖于洞的中央石柱因是立于天然的洞中,故其高度随洞内空间的差异而略有区别。

门内第一排北柱(下称“一柱”)通高255厘米,其中柱高227厘米,柱顶板高(即厚)6厘米,柱础高22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22厘米左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33至35厘米。柱身八面每面刻佛像二行,每行16尊,八面十六行共镌256尊。其顺序:正面(东面)左行为第一行,右行为第二行。依次为东南面、南面、西南面、西面、西北面、北面、东北面,再回到东面。东北面左为第十五行,右为十六行。每尊各辟小龛,龛顶呈微弧形,余各边为直线。龛高11.7厘米,宽8厘米。每龛内置佛像一尊、龛旁刻佛名。四柱皆同。各佛像首部皆高肉髻,尖拱型背光,身披对开大衣,袒胸,结跏趺座。唯手部印式有别,似定印者有243尊,似施无畏印者有13尊。

门前第一排南柱(下称“二柱”),通高269厘米,其中柱身高236厘米,柱顶板高(即厚)6厘米,柱础高27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22厘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34至35厘米。柱身八面每面刻佛像二行,每行17尊,八面十六行共镌272尊。其顺序:正面(东面)始,至南、西、北(详见一柱)。佛像端座于龛内,形制、尺寸见一柱。佛像特征,亦皆首部高肉髻,尖拱形背光,身披大衣,袒胸,结跏趺座。手式似定印者226尊(其中一尊稍异),似施无畏印者4尊(其中3尊有异),似触地印者2尊(其中1尊稍异)。

后排南柱(下称“三柱”),通高283厘米。其中柱高252厘米,柱顶板高(即厚)6厘米,柱础高25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22厘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34至39厘米。柱身每面刻像二行,每行17尊,八面十六行共刻272尊。其顺序同一柱。每佛端座于龛内,形制尺寸,亦与一柱同。佛像形制除手式外,同一柱。手式中似定印者264尊,似施无畏印者4尊,似触地印者3尊,似说法印(或无垢净光印)者1尊。

后排北柱(下称“四柱”),通高261厘米,其中柱身高232厘米,柱顶板高6厘米,柱础高23厘米。柱身八棱,每面宽22.5厘米,柱顶板八棱,每面宽34至38厘米。柱身每面刻像二行,每行16尊,八面十六行共刻256尊。其中属贤劫千佛名者200尊,属五十三佛名者53尊,属菩萨者3尊。其顺序为北面始,经东面、南面至西北面左行中都为千佛,接刻五十三佛名,至西面右行结尾后,续刻菩萨3尊。佛端座于龛内,龛制与佛像形制,除手式部分外均同一柱。手式中似定印者252尊,似施无畏印者2尊,似说法印(或无垢净光印)者2尊。

综上所述,四柱32面共镌佛像1056尊,其中似定印式佛1025尊(稍异者4尊),似施无畏印佛23尊(稍异者6尊),似触地印者23尊(稍异者2尊),似说法印(或无垢净光印)者3尊。属贤劫中佛1000尊,另为五十三佛和名称为菩萨者3尊。

二

根据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对千佛柱佛像雕刻年代的考定,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

关于千佛柱雕像旁

所刻佛名称谓的根据(即版本)问题

千佛柱雕像旁所刻佛名称谓,对照诸佛名经比较结果,乃系《贤劫千佛经》的佛名称谓。例如嵌于雷音洞南壁的《五十三佛经》云:“尔时。释迦牟尼佛告大言,我曾往(或住)昔无数劫时。于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学道。闻是五十三佛名。闻已合掌。心生欢喜。复教他人令得闻持。他人闻已。展转相教。乃至三千人异口同音。称诸佛名。一心敬礼。以是敬礼诸佛。因缘功德力故。即得超越无数亿劫生死之罪。初千人者。花光佛为首。下至毗舍佛。于庄严劫中得佛道。即过去千佛是也。中千人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此贤劫中次第成佛。即此贤劫中千佛是也。后千??第成佛。即未来千佛是也”。由此可知,千佛柱上所刻佛名称谓,乃系《贤劫千佛经》中之佛名。

贤劫千佛之佛名称谓,在多种《贤劫经》中有记载。如:

1、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贤劫经》八卷二十品。其中《第六卷·千佛名号品第二十》中,就列有以拘留孙为首,楼至佛为尾之贤劫千佛名1000尊(见《大正藏》14册46页)。

2、“阙译人名今附梁录”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亦名《集诸佛大功德山》)中,亦列出有以拘那提佛(即拘留孙佛之异译)为上首至楼至佛之千佛名称(见《大正藏》14册376页)。

3、“开元拾遗附梁录”《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中,也列有以拘留孙佛为首至楼至佛之一千佛名(见《大正藏》14册,384页)。

4、云居寺雷音洞西壁嵌的《贤劫千佛经》中,亦刻有拘留孙佛为首至楼至佛之千佛名称(见《房山石经》第1册1页)。

5、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即17洞)中所出诸写本经中,有多种《贤劫经》(其中个别、少数为足本,多数残本),均列有拘留孙佛至楼至佛在内的千佛名称(见《敦煌宝藏》14册)。

上述各种不同版本的贤劫千佛名经,虽然内容都是现在劫(即贤劫)中所列名称,但仍各有特色,互有异同。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千佛名之称谓有不同者;二、千佛排列次序有差异:三、刻写时使用文字,写法有异。据此,经过详细比较,可将上述各种《贤劫千佛名经》归纳为三个系统:

1、《大正藏》所载月氏三藏《贤劫经》(六卷本)为一系统。

2、《大正藏》所载“附梁录”之两个版本基本上可归纳为一个系统。其中佛名称谓全相同,千佛排序虽有一位至多位之异,但可能系抄写之误。其佛名排序差异情况,现以1至200位比较如下,就可见一斑。

1—49位,两者全同;

50—63位,两者中有6佛互差一位,1佛错多位;

64—116位,两者中只有2佛错一位,余者全相同;

117—142位,两者中只有3佛错多位,余全同;

143—200位,两者中少数同位,多数错1位,少数错多位。在各自统计的200位中,《今附梁录》还多出一佛。两本所用文字因系铅字从新排印,非各版本原用字体,无法比较。

3、雷音洞西壁嵌之《贤劫千佛经》和千佛柱佛像旁刻千佛名称以及敦煌各写本:北845号(霜74)《贤劫千佛名经》:北846号(致49)《贤劫千佛名经》;北848(称65)《贤劫千佛名经》;北848(背面)《佛说贤劫千佛名经·卷下》;北849(冬73)《贤劫千佛名经》;北851(阙29)《贤劫千佛名经》。几种版本中,所记之千佛名称、排列次序、使用文字的字体,均基本相同,可视为一种版本在多处使用。

上述三类版本,相互之间差异较大,可视为一种经之不同版本。各本差别的原因,可能是,一、因译者不同,故名称和排序不同:二、流行的时代有异,故用字出现差别。

关于千佛柱佛像的艺术特征问题

根据对千佛柱所刻佛像艺术特征的观察与统计,在1056尊佛像中,从佛名区分,包括了《贤劫千佛》、《五十三佛》、《三菩萨》三部分。从其雕刻形象、艺术特征归纳:即首部为高肉髻,背光尖拱型,身披对开大衣,袒胸,手部皆有印式,结跏趺座等论定,都可以称为佛。但手部印式,按其形制细分又有区别①,基本可概括为四类:

1、手部似定印式者(参见图二),有1025尊,占总数1056尊之97%强;

2、手部似施无畏印式者,有23尊,占总数2%;

3、手部似触地印式者,有6尊,不到总数之0.6%;

4、手部似说法印式(或无垢净光式)者,有3尊,不及总数之0.3%。

与此相似之千佛造像,云居寺北塔院内还有《贤劫千佛之碑》可资比较研究。该碑原在房山区窦店村出土,20世纪70年代移人云居寺内。其碑首与座均佚,仅存碑身。碑身现高236厘米,宽123厘米,厚35厘米。碑阳上部从左至右横刻“贤劫千佛之碑”六字,篆书。碑阳镌佛龛13行,每行29龛,共刻377龛。龛顶部呈弧形,余为直边。龛高7.9厘米,宽5厘米。每龛内端座一尊像。像的基本特征是:首部高肉髻,背光尖拱型,身披对开大衣袒胸,手部为印式,结跏趺座。据此,完全可论定是佛之形象。又据其手部印式之别异,可概括为两类:一、似定印式者,有322尊(其中2尊稍异);二、似触地印式者,有15尊。另有1尊为跪姿式像,39尊残泐不能辨。

碑阴中部刻“题记”,其“记”高48厘米,宽52厘米。其余阴面刻龛13行。其中六行每行雕29龛,七行每行23龛,共为335龛。龛形制和刻佛特征除手式有异外,余同碑阳。碑阴龛中刻佛共为335尊,其中手式似定印者有297尊(中1尊稍异),似触地印式者6尊,残泐不能辨识者32尊。

碑侧雕龛5行,行29龛,共为十行290龛。龛顶部呈弧形,余为直边,龛高6厘米、宽5厘米。每龛中端座一佛,共为290尊佛。佛基本特征同碑阳,手式中似定印式者,有263尊(其中稍异者5尊),似触地印式者6尊,残泐不能辨识者21尊。

贤劫千佛之碑,共刻佛像1009尊。佛基本形象全同,手式中似定印式者889尊,占总数88.1%强;似触地印式者27尊占总数2.7%;残泐者92尊,占总数9.1%;似立佛者1尊,占0.1%弱。据碑阴“题记”称,其年代为:“唐武德四年岁次辛巳正月己末朔十五日癸酉”即公元621年春二月或三月内。

关于千佛柱形制问题

雷音洞千佛柱柱身、柱顶板均为典型的八棱形,八棱每面宽度相同或基本一样。这种形制的石柱,在唐朝密教盛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风大盛的形势下,是所刻经幢的基本形制。但这种形制肇始何时,则值得研究。

根据我国石刻演变的规律,先多是利用天然石面或摩崖石面,后则为方形或长方形石,再后则为八棱柱面或其他特制。在我国石刻发展的第一高峰期——两汉时代,无论是碑或是画像石等,皆为方形或长方形,三国两晋时期亦然。时至南北朝时期,则开始变化,虽方形、长方形仍是主流,但已有不规则的八棱柱出现,典型代表则是《义慈惠石柱》。

《义慈惠石柱》,又名《北齐石柱》,全称《标义乡义慈惠石柱》。位于河北省定兴县城西10公里的石柱村。石柱原为木质,建于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公元528—530年)。北齐武成帝太宁二年(公元562年)四月十七日,皇帝降旨由官府改建,并刻“颂文”于柱身,现保存完好。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柱通高665厘米,由柱础、柱身和柱顶石屋三部分构成。柱础为一块大型方石,上部有覆莲形装饰。柱身上部为方形,下部为不等边之八棱形,其做法是将四方体之四角切去,刹出一个小的平面。如此,其柱则由原来之东、南、西、北四面,变为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之八棱形。但其棱面则大小不一,原体之四棱面宽,新刹出之四棱面窄,表现其为刚出现之初期状态。柱顶之小石屋仍为四方形。

柱身刻有“标义乡义慈惠石柱”的大字隶书题额,题额下方有“大齐太宁二年四月十七日省符下标”题记。柱身四面刻长篇“颂文”,约三千余言。

《义慈惠石柱》,最初是当地民众为怀念杜洛周、葛荣领导下的起义军而建的纪念碑,形制简陋,只有一个木质标志,后由皇帝改建,则成现状,“颂文”虽已变质,但字里行间,仍留下了“义军”的痕迹。

柱身下部不均等的八棱面,表明这种形制始自北朝,而盛行于隋唐。

三

根据上述诸方面的分析比较,关于雷音洞石柱的制作和佛像雕刻的年代可作如下结论。

首先,千佛柱佛旁所刻佛名,与雷音洞壁嵌之《贤劫千佛名经》比较,佛名称谓、佛名排列次序、所用文字字体均基本相同或完全一样,尤其是所用文字字体。因此千佛柱佛像旁刻佛名的时代应与壁嵌之《贤劫千佛名经》同时。现在雷音洞壁所有嵌经,据有关题记证明均为隋代后期或唐代初期。故千佛柱雕像旁刻佛名亦应为隋末或唐初。

与此同时,敦煌莫高窟17洞所出之各版本《贤劫千佛名经》,其缮写年代也多为隋唐时期。它们的佛名称谓、佛名排序、所用文字字体亦多与千佛柱佛像旁刻佛像名称谓相同,亦可佐证其年代为隋唐之际。

其次,千佛柱雕像之艺术特征,与云居寺所存之《贤劫千佛之碑》所刻佛像相较,其艺术特点也相似。两者的基本特征是:首部高肉髻,尖拱形背光,身披袒胸对开之大衣,结跏趺座,手部皆为印式。其印式虽有差别,但以似定印式者为主。如千佛柱佛像似定印式者有1025尊,占总数1056尊之97%强,《贤劫千佛之碑》佛像似定印 式者有889尊,占辨名总数917尊之97强。故此两者的时代应同时或相近。

《贤劫千佛之碑》的雕刻年代,据其碑阴题记为“唐武德四年正月”,则千佛柱之雕像亦应为唐初。

第三,千佛柱之形制虽均为八棱柱,但也有差别。千佛柱八棱之每一面,基本相同,而《义慈惠石柱》之八棱, 则分为两类型,原体之四面宽,刹角切出之四棱面窄,显然带有初期特点,应比千佛柱八棱面之时代早。

《义慈惠石柱》时代为北齐,其晚之千佛柱为隋代或唐初,正符合其演变规律。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比较,它们均在隋末唐初。故此三者应是同时之作,其年代为隋末或唐初为宜。由此也可证明雷音洞内穴藏舍利、壁嵌刻经、千佛柱三大部分,均是为配合雷音洞创建,一次完成之作,皆为其相得益彰之有机组成部分。由于静琬在创建雷音洞时,有此总体设想,就更能体现雷音洞既是藏经洞,又是礼佛之所的法堂性质。

注①:手式划分根据,见李鼎霞编《佛教造像手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作者徐自强系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岳宗文系云居寺文物管理处文物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