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达生

　　一、不能容忍的破坏

　　1990年11月末的一天，在安宁静谧的贺兰山腹地，忽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座千年古塔——拜寺沟方塔被炸毁了。

　　时间已经过去数年，我仍然不能忘怀这难以容忍的破坏。当时，自治区文化厅与公安厅立即组织了联合现场调查。据说，爆炸使用了军用黄色炸药，是从某军火库盗窃出来的。贺兰县公安局已经抓了几个人，说是附近村民中的不法之徒干的。

　　不管是谁干的，为什么要将好端端的一座古塔炸毁呢?人们议论纷纷：“在维修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的工程中，都发现了珍贵文物。犯罪分子瞄准了方塔，当然也是要搞塔里的珍宝!”大家认为，除此而外，似乎再不能有什么解释。

　　我曾想，就是想得到珍宝，用爆炸的手段不是太愚蠢了吗?一座古塔能炸毁，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炸坏呢?同时，文物的体积一般不大，就是有个宝贝，在偌大的一片废墟中又上哪儿去找呢?还有，被抓住后，其后果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难道炸塔的人不想吗?这种炸塔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于是我想：是法盲加愚蠢所致呢，还是发泄不满，蓄意破坏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法分子的破坏行径，都是天理难容，令人发指的。当时，《光明日报》驻宁记者庄电一就此采访我时，我说：“当今社会，乱挖古墓，基建中发现的文物被哄抢，博物馆藏品被盗等破坏文物事件，时有所闻，我们宁夏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将一座古塔用炸药炸毁，却是千古未有，闻所未闻之事。这是极其严重的破坏文物事件，希望能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尽快破案。”据说，方塔被炸一事，国家领导人很重视，被列入特大案件，限期破案。然而，遗憾的是，此案至今未破，犯罪分子仍消遥法外。

　　二、被炸的塔是西夏古塔

　　拜寺沟是贺兰山东麓的山沟之一，在贺兰县金山乡境内。沟口北边台地上高耸的拜寺口双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方塔位于距沟口约10公里的贺兰山腹地，方塔未见文献记载，因其在拜寺沟内，又是方形，故名之为拜寺沟方塔。想来，在古代它当另有适合其身份的专名，只是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不为人所知。

　　我是搞文物考古工作的，也曾在贺兰山搞过文物调查，却偏偏未能到方塔脚下，欣赏它古老而又雄伟的姿态，不能不令人十分遗憾。据说，有人到现场考察，说什么方塔的砖是明代的砖，拜寺沟内又有明代刻石，就说其为明代所建。用砖来作为断代的依据，看来是不科学的，现在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方塔被炸后，在现场考察中，发现了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汉文题记是建塔发愿文。部分文字为：“特发心愿，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殿，缠腰塑匦佛像，到四月一日立塔心柱，奉为皇帝皇太后万岁，重臣千秋，风调雨顺，万民乐业，法轮常转。今特奉圣旨……”从这段文字可知，方塔不仅为西夏所建，而且是与皇族有关的建筑。近年来，有关同志又在塔心柱残片模糊的字迹中，辨认出“大白高国大安二年”等字，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大白高国”，即西夏国名，“大安”是西夏第三代皇帝秉常的年号，“二年”，当公元1075年。这是方塔确切的始建纪年，是目前所知西夏古塔中唯一有具体纪年的高层佛塔。这座历时920多年的古塔，历经兵燹战火，地震破坏，风雨侵蚀，仍然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是多么不易!竟然毁于今人之手，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三、我要求发掘方塔废墟

　　千年古塔被炸，变成一片废墟，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面对这堆废墟，是否还能有所作为呢?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佛教文物的重大发现，贺兰县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天宫中西夏文物的重大发现，使我强烈地意识到在方塔废墟中也会有所发现：第一，废墟中是否有西夏文物残存下来，等待我们去清理；第二，方塔的建筑结构如何，是否有类似法门寺的地宫?第三，有塔就有庙，方塔周围是否还有其他西夏遗迹?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解决。

　　考古，绝不是为了发古之幽思，满足人们某种感情的需要，而是为了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古为今用。考古界有所谓宋元以后不算“古”的说法，因此后的文献资料较多，而人们更重视宋代以前的考古。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记得1972年“文革”中刚刚恢复文物工作时，我曾有幸参加宁夏文物赴京参观学习团，并受到当时称之为国务院“图博口”的负责人、著名学者王冶秋的接见。他毫不含糊地说：“西夏考古很重要，廿四史中没有西夏史，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考古来解决，你们宁夏应承担起研究西夏的责任。”今天看来，这话仍然十分正确，西夏考古在被称为“绝学”的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西夏故地成长，又是搞考古工作的我，研究西夏似乎就是我的天职，对方塔进行考古，理所当然，责无旁贷。

　　方塔废墟，常人看来是一处残破砖瓦的堆积，在我看来，却像是一座珍藏珍宝的宝山，又像是一座神秘的迷宫。我像着了魔似的想尽早挖开宝山，揭开迷宫。当时，我已年近花甲，仍然主动提出承担方塔废墟的发掘清理任务。感谢有关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我承担“领队”，并于1991年8、9月间实施了发掘。这次发掘是成功的，是西夏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四、没有帐篷，没有水

　　拜寺沟方塔考古，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田野考古，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我不能忘怀与我日日夜夜同甘共苦共同战斗的其他同志，他们是考古所的孙昌盛、林海，贺兰县文化局的刘柏崇。贺兰县公安局为进一步寻找破案线索，也派金占科、陈清同志参加。解放军某部高炮营的二十多名战士，承担了具体的清理任务，他们手捡、筐抬，将一座砖山搬掉，干得很出色。大家不怕困难，团结互助，同心协力，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考古工作多在荒郊野外进行，免不了要雨里来，风里去，和地质工作一样，是比较艰苦的。但一般来说，住房、吃饭都不成问题，考古场地离乡村集镇近的，可借民房居住，离村镇远的，可以塔帐篷居住，人员、行李、工具、仪器、食品等，都有汽车运送。这样的田野考古生活，已为我们所习惯。然而，在方塔工地，运输、住房成了问题，连饮水也成了问题。

　　拜寺沟山大沟深，山道崎岖狭窄，沟内巨石横阻(泥石流冲下来的巨石，有的如房子般大，犬牙交错，横置于沟间)，不仅汽车无法通行，连架子车也进不去。沟内无村民居住，是青羊野兽出没之所。村民们与沟内的联系，除步行外，唯有毛驴可用。据说这条山道别处的毛驴是不敢走的，只有沟口村民的毛驴能走，可见其艰难。我们进山，人得步行，行李、工具、食品等的运送，当然只能靠这些宝贝毛驴了。

　　进入工地，住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弱小的毛驴，难以驮起长达数米的钢架和沉重的篷布，住帐篷也成为难以实现的奢望。能因无帐篷住而退缩?当然不能。车到山前必有路，山里有的是石头，放羊娃用石头垒的窝，稍加扩充加固，顶部搭上苫布、油毛毡，成了一处很不错的“房子”；砍点朽木，立上四根柱子，前后左右用苫布围住，顶上一篷，就住进去了；塔后山间，还有二三处自然岩洞，将青羊粪清扫后，也成了很好的居所。我们过原始人的生活，大家开玩笑说：“虽不是茹毛饮血，却也穴居山野了!”

　　更令人头痛的是水。没有水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过去，山沟里是有水的，否则塔呀、庙呀是不会建在这里的。但由于涵养水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这里早就断流了。水在哪里?在距工地六七公里处，有直径不到2米、深数十厘米的一眼山泉，成了我们的“救命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钱”算数，与村民几经讨价还价，以两桶水15元的价格，用毛驴驮运，真是水比油贵。有时因故水送不上来，八月的天气，还是骄阳似火，干活的战士满身流“油”，却无水可饮，真不是滋味，有时水供不上，还断过炊呢!至于没有洗脸水，嗽口水，更不在话下了。这主要发生在下雨天，或是毛驴出了毛病。总的说来，村民还是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的，除按时送水外，还承担转运物资、砍柴做饭、整修工具等工作，干一些想不到的杂事，从而保证了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方塔区可能是西夏“五台山寺”的故址

　　从拜寺沟口到贺兰山分水岭长约15公里的范围内，除沟口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拜寺口双塔外，在沟内每隔数公里就有遗址一处，从东到西依次有土关关、峡道、方塔区、南面台子、殿台子等多处遗址。它们或在山间高台上，或在沟边台地上，面积大小不等，地表残砖破瓦和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这是贺兰山诸山沟中西夏遗址最密集的山沟之一。

　　贺兰山是西夏的“神山”、“圣山”。西夏统治者在贺兰山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并派重兵设防。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砖塔，皆在拜寺沟口沟内，而拜寺沟内西夏遗址又如此之多，说明拜寺沟在西夏时期是一处重要的地区。拜寺沟众多的西夏遗址反映了西夏时期寺庙佛塔林立的状况，说明古代的贺兰山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此而言，我们的调查工作，也为改变贺兰山恶劣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

　　方塔区是拜寺沟内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区。这里是一个山间盆地，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海拔2000米左右，东西长约700米，南北最宽处约300米，是拜寺沟内最开阔的地方。方塔区四面环山，中通洪沟，林木茂盛，一改方塔区东部荒山秃岭、树木稀少的景观，而给人以世外桃园的良好印象。方塔原先就高耸于沟北近山的台地上。

　　据调查，在方塔西部，在沟南、沟北的台地上，都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方塔下面，就是一处寺庙遗址，遗址前还残留着石砌台阶，是传统的坐北向南的格局。这里居高临下，环顾左右，反映了其在方塔区的突出地位。此外，在塔后山腰和沟南高台上，各有基址一座。塔后沿沟而上，高数十米处，还有两个自然岩洞，岩洞前有高数米的石砌护壁，沟间还残留砖砌台阶，说明这岩洞也是被利用过的，这里是僧人坐禅修行的绝好处所。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在遗址地表，砖瓦建筑材料随处可见，洪沟断崖也有遗迹可寻，有的地段还暴露出铺地方砖。我们采集到瓦当、滴水和脊兽残件，其中部分是绿琉璃和蓝琉璃的。这些琉璃构件，釉色光亮，质地良好，制作精细。《西夏法典》规定：除寺庙、皇宫外，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这些情况表明，在西夏时期，这里的建筑规模很大，建筑规格很高。

　　据有关资料，西夏在贺兰山建有“佛祖院”、“五台山寺”、“北五台山清凉寺”、“五台净宫”等佛教寺院。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对“五台净宫”的释义是“菩萨圣众现生显灵，神僧修契，民庶归依处，是善宫，野兽见人不惧”。五台山在山西，是文殊师利的居处和显灵说法的道场，怎么贺兰山也有了五台呢?我们认为，佛教徒将文殊说法的道场设在山西五台山这是不能变的，西夏佛教徒也需要供奉文殊菩萨，但又无法到达山西，是否在这种情况下，便将贺兰山中的寺院定名为“五台山寺”呢?曾经有人根据拜寺口双塔及其附近遗址，将其推断为“五台山寺”故址。现在看来，似乎说“五台山寺”在方塔区更合适。方塔区原是一个寺庙群所在地，它的规模与规格，是与“五台山寺”这样重要的寺庙相称的。方塔区四面环山，环境幽雅，山间岩洞，密林掩蔽，似乎更适合“禅僧修契”之用。

　　六、方塔是13层，不是11层

　　高耸的方塔倒塌后，像一座高楼倒塌一样，成为篮球场大的一片废墟，残砖堆得像座小山，横七竖八的木构件，散落在小山上。我们的清理工作，首先是清理废砖，然后发掘塔基。

　　过去认为，方塔为砖砌密檐式塔，高11层，正面每层出龛。通过塔基的发掘，并参照原拍照片，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按照原来设想，先将残留塔体的废砖清出，然后再视情况解剖残塔，发掘塔基，并看有无人们所关心的地宫。在实际操作中，才发现这个设想难以完全实行。原来，在塔后数十米的山坳中，有一条陡峭的洪沟，数百年来，每逢暴雨，便会形成泥石流，冲下无数巨石，撞击到塔下，逐渐沉积下来，竟将方塔下二层掩没。由于没有起重设备，难以将塔周围的巨石起出，而塔前沉积下来的石头相对较小(也在1米见方左右)，于是我们在清理废砖后，沿塔体前壁和西南角向外1米的范围内，向下挖掘，约在7米深处，才将前壁完全暴露出来。又在壁面正中，发现一个“门”形盗洞，循此进入塔心，并挖到塔基，从而搞清了方塔的基本结构：

　　第一，方塔不设基座，直接建在块石砌筑的地基上，块石之间灌以黄泥浆。塔心中央，有一个直径1．4米、深2．1米的圆坑，是立塔心柱的。坑壁是块石垒砌的，是在砌筑地基时预留的。塔心地下没有人们所关心的“地宫”(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在维修工程中也未发现“地宫”)。

　　第二，方塔塔体以塔心柱为中心，全部用砖逐层压茬实砌，黄泥作浆，其内部不用残砖破瓦填充，从而提高了塔体的整体性和坚实性。西夏以来，宁夏地区多次发生强烈地震。但方塔在这次炸毁之前，除塔刹残损外，塔身基本完好，不能不与塔的结构有关。我们采集到的白灰墙皮残块，厚的多达四层，有的墙皮上有红绿彩绘。据分析，内层应是西夏的，其余各层，应是西夏之后历代修饰的产物。

　　第三，方塔是13层，不是11层。方塔为实心，但在第3、10、12三层，各有1个方形塔心室，塔心柱贯穿其间，向南有方形窗口。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塔身正面除此三层外，其余各层都是影塑的直棂假窗，而不是过去所说的佛龛。据绘有柱枋斗拱的墙皮推测，假窗两侧，当彩绘柱枋斗拱，用以装饰壁面。

　　方塔被炸，造成千古憾事，但通过清理发掘，基本上搞清了方塔的建筑结构，纠正了过去认为是高11层、为明代所建的说法，确认其高为13层的密檐式方塔，为研究西夏古塔增加了新的内容。

　　我国古代的建筑布局和结构，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古塔建筑也因时而异。最早的古塔，受传统高层楼阁建筑的影响，多为方形木塔。到了唐代，仍以方形为主，但已多为砖塔、石塔。降及两宋辽金，已是八角形塔的“天下”。拜寺沟方塔，塔身直接起于地面，不设基座，塔檐是简单的叠涩出檐，而无繁缛的佛像雕饰，勾缝不用白灰，而是黄泥作浆，甚至于直贯全塔的塔心柱，南壁每层影塑直棂假窗等，都具有早期古塔的特点。西夏李氏贵族，从唐末割据夏州(今陕西横山白城子)，到宋朝建立西夏，深受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宋代的记载，基本属实。方塔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结构，从一个侧面说明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七、是西夏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在方塔废墟里，能否清理出西夏文物，特别是重要的文物，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尽管在拜寺口方塔和宏佛塔的维修工程中，在这两座塔的天宫中，都发现了彩绘佛画、木刻雕版、泥塑佛像等珍贵的西夏文物，但谁又敢保证每座塔中都能发现如此重要的文物呢?说实话我们并不敢有大的奢求。但是出人意料，在废墟中竟清理出包括整本西夏文佛经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

　　我们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搬砖(将完好的砖和残砖分别堆放)，并在砖缝里找东西——文物。在清理了六天后，终于发现了文物。随着清理范围的扩大，文物的品种和数量也在增多。这些文物计有西夏文木牌、铜鐸、木刀、丝织品、舍利子包、麻绳、钱币、模制小泥塔、模制小泥佛、西夏文和汉文的文书、佛经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小泥佛，经清理约有五千多个，装了好几筐，而最重要的是文书、佛经。这些文物出土于废墟中部，同黄土、树枝、鸟类、鸟骨混杂在一起，压在厚约1米的残砖下，波及范围2米多，堆积厚约30厘米。据分析，这批文物原来珍藏于第10、12两层的塔心室中，由于塔心室南向开口，并未完全封闭，千百年来，这里也成了鸟巢。据现场判断，方塔被炸时，并未四处开花，而像定向爆破一样，倒向地势较低的前方，塔体受到强烈的震动而分解，一部分砖自然压在文物上，使文物未遭到更大的破坏，这是万幸的。

　　在考古中，陶瓷品、铜铁品、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是经常发现的，而带有文字的器物，特别是文书，则是比较少见的。这次出土的文书、佛经，有西夏文，有汉文的；有刻本，有写本，还有版画；有经折装的，有蝴蝶装、卷子装的，还有零星散页，计有数十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墨书西夏崇宗贞观年的圭形木牌，版刻汉文仁宗仁孝皇帝乾韦占十一年的发愿文，长达5．74米的西夏文草书长卷，版刻佛画，成本的西夏佛经，汉文诗集等，都是少见的十分珍贵的西夏文献。我们知道，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了一批西夏文、汉文的西夏文献；l917年，灵武知事余鼎铭在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这是两次西夏文献的重大发现。建国后，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又陆续有西夏文献发现，但都比较零散。方塔的西夏文献，是继黑城、灵武之后，西夏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西夏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八、这里有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

　　方塔出土的西夏文献，以佛经为主。其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华严经》，而更多的则是从未见过的，如《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初轮功德十二偈》、《出有坏母亲心咒》、《是树橛咒》等，是连经名也念不顺口的，更不要说理解其文义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藏传佛教密宗经典。联想拜寺口双塔、宏佛塔，都发现了属于藏传佛教的唐卡(内容有大日如来佛、胜乐金刚双身像等)、木雕等，使我强烈地意识到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等。不仅如此，据研究，西夏对藏传佛教传人蒙古，曾起过一定的桥梁作用。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因其是完本(上面提到的几种都是残本)，又是印本，又有9册之多(7完2残)，而备受关注。经翻译经名、题款，知其译自藏文，是地地道道的藏传佛教密典。仅从形式上看，这部经就是西夏文化(西夏文字)、吐蕃文化(藏密经典)和中原文化(印刷术)三种文化完美结合的载体，是古代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

　　面对带泥土气息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一佛经印本，我还能有所作为吗?这不能不是我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考古学难道仅仅是将盆盆罐罐挖出来写个简报算完事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对一些重要文物，还必须深入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挖掘其所含信息，从而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尽可能多地作了些工作，从而知道：这部佛经在西夏文佛经中是海内外孤本，虽为西夏文，却是藏密经典的最早刻本(藏文佛经晚至明代才有刻本)，还可能是藏密经典中此经的唯一传本。这些认识，涉及西夏学、版本学、印刷史、佛学、藏学等诸种学科。这些学科，对我这个搞考古的来说，似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是，我都搞了都涉猎了，并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央一级学术刊物上。这其中的甘苦，自是不待说的。如果我们不放开视野，作多方面的学习和探索，面对这部佛经，除了说它是考古发现的一部西夏文佛经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在探索中深切体会到：研究就是学习，不学习是什么都研究不出来的。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我国古代印刷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按一般说法，雕版印刷始于隋唐之际，活字印刷创于宋元时期；认为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首创了木活字。《本续》这部西夏文佛经在印刷史上的地位如何，我们不能不给以格外的关注，倾注更多的心血。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反复论证研究，终于搞清了《本续》是活字，不是版刻；不是泥活字，是木活字!得出这部佛经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结论。这是比上述认识更为重要的成果。

　　这项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为此，我应邀参加了1993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奠基仪式和“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宣讲了论文要点，引起强烈反响。论文《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专业刊物《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发表，被舆论界称为是“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牛达生，1933年生。1958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并到宁夏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现为考古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宁夏大学西夏所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合作出版专著6种，发表论文、报告等120多篇，其中多种论著获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90年代以来，因在西夏木活字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荣获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两项部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