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今年年初，参加在涿州召开的保定市文物工作会议期间，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所长杨卫东与我谈及他正在整理编著一本关于涿州佛教刻石方面的书，我觉得这个选题，很有意义。涿州，我非常熟悉，这个历史上"衢通南北，冠盖如云"的"两千年旧郡"，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文化积淀深厚，文物蕴藏可谓遍布城乡。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并传承下去，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艰辛的努力和艰苦的付出。近日，当卫东同志把《古涿州佛教刻石》的书稿送到我办公桌上"请予审定"并征序于予时，我略感惊讶，他的工作业绩和求索的精神大大超出我对他夙来的印象。

　　应该说，我对他的印象已经很好了：他在基层从事文化文物工作三十余年，勤奋好学，积极进取；为人豁达，治学刻苦。他担任文物保管所所长以来，涿州3处文物先后晋升了"国保"，实现了零的突破；残破多年的双塔得到了维修；馆藏文件达1.6 万件，精品逾2000件，一级品从无到有，珍贵文物由30件增至120件；他为保护文化遗产上下奔走，用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2006年他主持涿州市申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资料编撰及汇报工作，得到国家和省名城委的高度评价，涿州成为河北第六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多年的文物工作实践为他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他踏遍涿州的每一个角落，查阅大量文献，深入研究本辖区的文物，笔耕不止。他在国内部分文博学术报刊发表关于考古发掘、文物修缮、文物保护与利用、博物馆建设、古城保护方面的文章三十余篇，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2005年主编出版了《涿州文物志》、《涿州文物藏品精选》、《涿州贞石录》、《涿州历史文化掠影》等四部专业书籍。

　　杨卫东同志在去年获得了文博研究馆员的正高学术职称，是河北省基层文物部门中的佼佼者。编辑整理《古涿州佛教刻石》一书，是他不断进取中的又一个目标。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过两千多年的广泛传播，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哲学、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辽代，佛教文化盛行，无论是通都大邑、水陆都会，还是穷乡僻壤、深山野处，已是寺庙高塔随处可见，梵铃钟鼓远近可闻。佛教典籍是古代东方人探索人生真实、本质、归宿的重要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冲突、涵化、融合，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刻石作为佛教文化的一种具象载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笔不可再生的特殊文献资源。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经历岁月侵蚀的佛教刻石仍顽强地铭记着佛教文化信息，为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了实物例证，起到了正史、补史、证史的作用。收集、整理、译注佛教刻石关系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关系着我国文化遗产的拯救与保护。编辑整理《古涿州佛教刻石》实为一项系统工程。涿州自古为郡、州、县之治所，随境域增减变迁，毗邻地区曾先后为涿州属县。著者循着历史的足迹，遍访这些历史上与涿州佛教刻石有关的地区，拓印、摄影，整理资料20余万字，拍摄照片近千辐，工作辛苦、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刻石录文、译注、标点，需要具备综合的通史性的传统文化知识，掌握古文献及碑刻方面专业知识，还要有严谨细致的学风、苦行僧般的心境才能完成。著者出于弘扬传统文化，挖掘保护利用一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编辑整理《古涿州佛教刻石》一书，体现出文物工作者不辱使命、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执着精神，这也是一个文博专业人员积极进取的一种表现，更是一项非常有价值且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工作。

　　《古涿州佛教刻石》全书收录古涿州自北魏至清末有关佛教内容的石刻拓本资料、原石作品计175件，介绍范围系古代涿州所辖区域，内容以今涿州市为主、同时涉及河北固安县、高碑店市、定兴县及北京房山区的有代表性的刻石。这些刻石文字不少出于书法家、文学家、史学家之手，书法精湛，文字洗练，内容丰富。集古涿州佛教刻石之大成，展传统文化之精华，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学术价值。

　　欣见《古涿州佛教刻石》面世，它为我们研究古涿州的佛教文化以及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风、艺术等方面提供了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也使我们祖先留存的这笔不可再生的特殊文献资料以图书的形式保留下来。预祝著者在研究涿州历史文化方面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到地方史志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中来。

　　张立方

　　2007年5月于石家庄

　　（作者系河北省文物局分党组书记、文物局局长，教授级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