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正

　　据说，开中国树碑立碣之风者，为秦始皇。那年他统一中国后，便踌躇满志巡行各地，并在名山大川刻石记功。从此，中国又添一国粹，神州风景线上，便有了许多点缀。更珍贵的是，碑文中有关政治经济人物及文化活动的记述，便是成文的历史。于是，在山青水秀景色迷人的贵阳百花湖湖畔，一个叫中十的村寨里，便有了一座建于明初的庙宇灵永寺，寺中便有了一块石碑。只是近六百年过去，岁月的风雨已将灵永寺侵蚀得破败不堪，寺中的石碑也已经残缺不全，只留“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始肇锡以嘉名日……并谓神灵地灵人亦灵也……修庙纪念皇避难……”的文字依稀可见。却依然能让今人穿过时代的帷幕，去走进历史的深处，倾听那幽深而悲怆的回声。于是，一个落魄天子步履瞒跚向我们走来。

　　然而他曾经少年得志，身名显赫，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唯一以皇太孙成为九五之尊的，是继明太祖朱元璋之位的明朝第二个皇帝。他便是建文帝朱允蚊。按说，朱元璋驾崩后，理当由懿文皇太子朱标继承皇位的，只是皇太子朱标未及继位，便于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四月病故，先朱元璋而去。五个月后，似乎已经深思熟虑，朱元璋即立朱标之子朱允蚊为皇太孙。

　　朱允蚊之所以被朱元璋选定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据说是因为他聪明慧好，宽厚仁爱而获得明太祖信任的。《明史》中就这样说：“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犹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而事实一似乎也并非完全如此。据《明朝小史》记载：“帝读书甚聪颖，一日，与懿文同侍太祖，令咏新月。帝日：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太祖览之不悦，以其语气非吉也。”又有史载：“太祖每令 (太孙)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之属时，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语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储。”可见，朱元璋让其孙继位，并非完全看中他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想以此避免儿辈间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真可谓用心良苦也。然事实证明，此乃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反而加快了建文帝悲剧的发生。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二十二岁的朱允蚊继位，次年以建文帝年号称帝。建文帝元年(1399年)七月，其四叔父燕王朱棣为夺取皇位，便以讨伐齐泰及待读太常卿黄子澄为名，起兵北平(北京)，发动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变”。而“靖难”的引线，则是“削夺诸藩”事件。

　　据《明史》说，早在朱允蚊被立为皇太孙之初，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众叔父对其便“以叔父之尊多不逊”。对此朱元璋当然有所察觉，故在临崩前特为遗诏：“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是以此防虎狼人室，引起国乱。不仅如此，为让孙儿建文帝能稳坐江山，善用宦官特务的朱元璋，还杀尽了元功宿将，又留下一些他认为可以辅佐孙儿巩固统治的宦官特务。如此，建文帝若有足够的治国安邦的才能，理当能运筹帷幄，以政治家的气度和手段去处理好和诸王的关系，使其为我所用，以巩固其皇位。然生性怯懦又无肚量的他，既不堪忍受“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又无韬略去化解四伏的危机，便听信了侍读太常卿黄子澄“削藩”的主张。他登基不久，就着手削夺诸王的权势，还罗织罪名将几位叔父废为庶民，或入狱治罪。“削藩”的直接后果是，诸王人人自危，对其恨之入骨，欲废其皇位。而在朱元璋当朝时，恐权臣擅权，曾规定地方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之权。其叔父朱棣正是根据这一“祖训”起兵“靖难”的。

　　而在驾驭宦官上，建文帝又不得要领，他虽承袭了太祖的严厉作风，却没有

　　太祖的高明手段。《明代特务政治》说：“朱元璋早已用宦官辑事了。”而且是个“英狠毒辣之人，懂得怎样驾驭特务。”《龠山堂别集》也称，朱元璋驾驭宦特的方法是“但常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不敢为非也”。但这种驾驭宦官特务的方法，如没有朱元璋的魄力和手腕，是不会运用得恰到好处的。不幸的是，建文帝恰好是个没有魄力和手腕的人，倒是其叔父朱棣承继了先帝的英狠毒辣和手段。结果，朱元璋为孙儿留下的宦官特务，“非为”者甚多，大多偷偷跑到燕王朱棣那里去“输送国情”，反做了朱棣的特务。这在《明史》中是有不少记载的。如：当建文帝怀疑燕王有谋反之意时，曾问徐增寿是否有比可能，徐便隐瞒了真情对建文帝说：“‘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又如：建文帝继位之初，曾派张信等三个宦官特务去侦伺朱棣，但张信却背叛了他。史中这样说：“信(张信)固请，入拜床下，密以情输成祖。成祖惧然起立，召诸将定计起兵，夺九门。”再如：朱棣起兵前三年，仗打得并不顺利，他虽“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朝庭守。”因此他不敢冒然率兵南下取京师，正举旗不定时，又有不少京师宦官跑来告密，“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燕王闻之大喜，慨然曰：“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他这才下决心率军南下直取京师，并于建文三年“十二月丙寅，复出师”。一路上他兵到之处，均有京师宦官“逃入其中，漏朝廷虚实”。至此，建文帝已皇位不保也。正如《明朝特务政治》所言：朱元璋“杀尽了元功宿将，朱棣可毫阻挡长驱直入；他留下的一些宦官特务，又向朱棣通报国情。爱之适足害之，建文帝就在乃祖的布置中断送了江山生命。”燕王这次“复出师”势如破竹，建文四年(1402年)攻陷京师夺了建文帝的皇位，改年号为“永乐”。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也许，朱棣自知从侄儿手中夺下这个天下乃大逆不道之举，是会遭天下人唾骂的。于是为平天下民愤，就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他迁都北京的第二年，在京铸永乐大钟一口(即现存放在北京大钟寺的中国钟王)，钟内镌《华严经》、《金钢经》等经文八十余卷，达二十万字之多。意在超度“靖难”中的死者，积功行善，并以此减轻自己的罪孽。但是，对被他赶下皇位的侄儿建文帝，他却从未放过。因为，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内已是一片大火，但建文帝却不见了踪影。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成为悬案。虽然永乐间所修《实录》称，建文帝在南京城时“阖然自焚”，已烧死于宫中，却又说是“尸骨很多，都积在废墟中，说不定是“中使”从中随便取了些指鹿为马交差了事，故朱棣并不相信“中使”所出尸骨一定就是建文帝的。此后，有关建文帝出亡的传闻颇多，甚至说其巧为装扮，串联旧臣伺机复辟，而朝内的反对派又在打着建文帝的旗号。这使明成祖朱棣非常不安，“疑其匿他方起事”，查清建文帝的下落，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此，永乐五年(1408年)朱棣专派户事给事中胡滢巡视天下州郡，假颁发御制书籍、访查人心、寻访知名道人张三丰之名，务暗查建文帝是否出亡“匿他方起事”之实。这—查就是十六年，永乐二十一年(1424年)，似乎得到了某种确切的答案，胡滢才匆匆回京，当夜向朱棣禀报，君臣谈之四更，朱棣这才“至是疑始释”。得知建文帝的确“出亡”了，而且已“为僧流落西南”四处躲避，已不大可能在他方起事。

　　至于，建文帝是如何逃出来的，野史记载甚多，说法大同小异，其中又以《明史记事本末》的记述最富传奇色彩。说南京破城时，建文帝见大势已去，正欲自尽，“少临王钺进曰：昔高帝(朱元璋)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周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命急举火焚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驾裟、帽鞋，剃度刀俱备，白金十锭。”并称到鬼门有神乐观道士乘舟来接。于是建文帝急忙穿上驾裟，程济为他祝发后，君臣一行由地道而出，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者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往来迹。”踪迹来去，凡数千里。并经数百年的争论和当代史家的考证，以为上述故事经不住推敲，为后人编造，然窃以为，建文帝如何出亡已不重要，当紧的是，建文帝的确已出亡为僧，流落西南，而且的确到过贵州，隐居在今百花湖畔的中十村。

　　清释圆鼎《滇释记》云：“应文大师，俗谓文和尚，明太祖长孙……历游吴、楚、黔、粤、入滇居永昌白龙山。”《建文年谱》也说，建文帝出亡为僧后，“大抵以滇南为堂奥，以黔蜀为门庭。”又据今学者王路平所著《贵州佛教史》说：“建文帝削发为僧，由南京逃至黔中，至黑羊箐(今贵阳)过太子桥(桥因建文帝而名)。游至白云山居住，复入滇中昆明永宁寺，后至广西全州。”《明史记事本末》·《建文逊国》记载，明初建文帝遁迹黔中，“至贵州金竺(今贵阳)长官司罗永庵堂题诗壁间”二首。诗一：“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诗二：“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冷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时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期。”诗中慨叹着他的流亡生活，满是凄凉和无奈。又据贵州地方志记载，今贵州长顺之白云山，平坝之高峰山，安顺之飞虹山，清镇之凉伞洞、玩易堂、云峰山、百花湖之灵永寺等，均有建文帝居住过的遗迹。这种种史料和考证足以表明，建文帝入黔为僧应是可以肯定的。就如今学者王路平在《贵州佛教史》中断言：“建文帝确实削发为僧，流亡西南诸省。其间曾在黔中开山建寺，其离黔后，所建所住之山寺，皆多成为黔中佛教名山大刹……”王君所言极是，即令是蒙难的落魄天子，百姓仍视他为上尊，他踪迹所留之地，便有芸芸众生趋之若骛，建庙立碑，这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那么灵永寺，便是为纪念建文帝“避难此间”于明初建于中十村的。寺庙座落在山腰，占地约二百平方米，“此间”原先峰峦叠障，森林茂密，寺前流一湾清溪，又少有人迹，确是个隐居躲避的所在。然窃以为，建文帝出亡为僧流落西南，在贵州时选了清镇一带避难隐居，恐怕还有一个至关紧要的原因。山高水险路遥道艰，朱棣追兵不易到此自不必说，更主要的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平定了云南东川、茫部等地叛乱的同时，也解决了贵州的问题。朱元璋为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使贵州到云南的驿道畅通，提防水西叛乱，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Q年)，便设贵州宣慰司地置威清卫 (今清镇城关镇)，指挥使司，令平云南叛乱屡建战功的焦琴任威清指挥。而焦琴曾是朱元璋的警卫，洪武十九年封为武德将军，次年又授明威将军，是朱元璋的心腹之臣，其卫抚职位又系世袭，可世代相传。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焦琴病逝后，其子焦桐继任其职。因受宠于朱元璋和建文帝，其忠诚可以想见。而且，留守在这里的军队，均对朱棣篡位十分愤慨。那么，建文帝隐居在中十村，即令被发现，也不致受到非难，相对就安全了许多，便可以在此修身养性。事实也是如此。中十原是明朝在此屯田戍边军队的番号，有军队屯垦，建文帝在此不但安然无恙，又顺利从这里走出到达云南，还留下很多他在中十村灵永寺隐居避难时的故事来，让人津津有味去流传。

　　传说今百花湖畔一个叫茶饭寨的寨名，便是建文帝当年所赐。又说，原先猫跳河上有桥，一日建文帝到得河边欲过河，但桥已断许久，无法到对岸。情急之下，便在河边捡了一把鹅卵石向河中抛去，瞬间，抛入河中的卵石便变成一块块磴石连接对岸，建文帝这才得以从跳磴过得对岸。的确，在未建百花湖电站时，猫跳河此河段上确有跳磴，只是现今已淹入湖底。同时被淹的还有一条古驿道，是朱昌堡连接中七等屯堡至清镇的唯一通道。于是便传出猪场所以改名朱昌，也与建文帝有关。说原先猪场并不富裕，因建文帝流亡时是走这驿道到中十的，猪场才昌盛起来，于是便改猪场为朱昌。甚至还说，灵永寺因建文帝在此避难，连蚊虫也不叮咬其尊贵之身，故灵永寺连蚊虫也没有……

　　诸如此类建文帝在灵永寺避难时的传说，自然远不止这些，听起来确也有趣，又无不流露出对建文帝的敬仰和同情。尽管他已出亡为僧，是躲避在此，但人们佑然视他为至尊至上的帝王。那么，中国的百姓是太善良了，疾恶如仇同情弱者的纠朴民风在这些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若建文帝在天有灵，定会感激涕零的。然毕竟六百年过去，人已是昨日黄鹤，飞进历史的深处。今天若乘舟在碧波荡漾的百花湖上向中十村望去，破败落的灵永寺早已隐没在鳞次栉比的农舍之中，然而那深刻在残碑上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却依然让读它的人唏嘘不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景色迷人的百花湖又凭添了一份神秘去让人向往了。

　　出自: 《青年时代 》 200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