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泉石刻知多少
2014/9/8   热度:465
阳泉石刻知多少 作者:孟宏儒 石刻,俗称碑刻,也叫刻石,指石碑上镌刻的文字或图画。由于其种类繁多,因此在学术界,一提到石刻,是将碑、碣、造像、墓志(或墓志铭)、墓表、摩崖题记、经幢(含石幢)、匾额、塔铭、法帖、戒牒、石柱等都涵盖其中的。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的讹误,对于我们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服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历来受到各级政府、有关社会组织和文史爱好者的青睐与重视。 山西是我国历代石刻主要荟萃地之一,尤以“蒲、绛、泽、潞四属”(即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一带)闻名全国。据调查,山西现存石刻约20000通(件)左右,如加上有文献著录的佚失石刻和民间散落的各种石刻,数量会更多。然而,石刻也同其他文物一样,都具有不能再生的特点,毁一件就少一件。令人痛心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人为破坏、盗窃石刻的现象十分严重,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于是,抢救、保护石刻,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有鉴于此,省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主动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的重任,从1990年开始,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完成出版任务,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总计16046通;并在此基础上,于2007年又启动了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的文化工程。要求每县(区)一卷,省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一卷,再加上记事、总目录一卷,全省预计125卷。如获成功,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必将超过以往出版的各类石刻著述,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阳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境内历代所镌刻的石刻作品也是很可观的,且其中不乏价值金贵的名碑珍品。虽然历史上刊刻的许多州志和县志上,均没有专目细载,只是在个别篇章中有所提及,但是在民间私藏的一些家谱和村社寺庙中,却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阳泉市、县(区)两级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过程中,注意了用新观点、新方法编修一代新志。石刻,作为重要的文化遗存,自然纳入编写内容,成为志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载入了史册。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有限,经费紧张,市、县(区)两级志书出版时,涉及石刻的内容,只精选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刻石名碑作了简介,未能用更大的篇幅予以详陈,难呈其全貌。2003年3月,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遵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安排,组织专人历经三年的辛勤耕耘,普查细访,终于编汇出版了《三晋石刻总目·阳泉卷》(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书。该书共收录全市现存碑石1206种:其中,平定县499种,盂县352种,郊区349种,城区和矿区6种。全市已佚失的碑石225种:其中,平定县78种,盂县118种,郊区28种,城区和矿区1种。存碑和佚碑加起来,总计为1431种。应该说,其较之民国时期张继文等所集之平定《全石考》和曾两任盂县县长的王堉昌所著之《盂县金石志略》,以及阳泉市、县(区)两级新编志书所涉石刻内容,都要丰富而确凿,堪称填补了地方文化的空白,可喜可贺。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断言,《三晋石刻总目·阳泉卷》所收碑石已涵盖了阳泉历代碑石之全部,事实上,由于人力、物力、资料和学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缺漏部分一定不少,当然也在所难免。 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我认真拜读了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张鸿仁和副会长李翔主编的《三晋石刻总目·阳泉卷》(以下简称《总目》)一书,发现阳泉境内的石刻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分布相对集中。由于石刻乃系祭祖、敬贤、扬善、颂德的载体,旨在流传千古,警示后人。因此,历代石刻多荟萃于名刹古庙、崇楼峻阁、宗祠老坟和风景名胜之地。比如盂县,《总目》中收录存碑352种,仅藏山祠就存有98种(现存比此数还多),占到27.8%;水神山烈女祠存有30种,西关大王庙存有20种。三处加起来为148种,占到全县存碑的五分之二还多。再比如平定,《总目》中收录存碑499种,仅冠山就存有33种(现存比此数要多),占到6.6%;娘子关存有26种,智觉寺存有24种。三处加起来为88种,占到全县存碑的六分之一还多。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保护管理,也便于观瞻。 二是内容丰富多彩。正如《总目》“概述”中所言:“大而至于皇帝谕旨、中书牒文、关城修筑、书院迁徙、古庙补葺、造像记名、灾异变故、祈雨感应、道路开凿、桥梁起造、利民之举、开水之功、行状之纪、盛德之铭、高官神道、硕儒墓表、望族宗脉、名门世系以及显宦途次之题记、名流暂寓之歌咏;小而至于公议罚饬的条文、禁伐古柏的告示、严禁赌博的合同、不准庙下采煤的通告、禁止男女相杂观戏的规定、置地救济族人的善行、村中资费摊派的原则、一笔公款用度的细目等等。”真可谓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称之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毫不过誉。 三是历代均有造就。石刻兴起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对于我们阳泉来说,现存于平定县石门口乡乱流村开河寺石佛座侧的“安禄交村人造像记”(刻于北魏永平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系本境最早的石刻作品之一,距今已整整1500年。从《总目》反映的情况来看,全市1431种石刻中,北朝有32种(存15佚17),隋朝3种(存1佚2),唐朝15种(存10佚5),五代1种(存1),宋代21种(存6佚15),金代43种(存7佚36),元代119种(存36佚83),明代172种(存138佚34),清代944种(存911佚33),民国时期81种(存81)。由此可见,阳泉的石刻不仅历史源远,而且呈日渐兴盛之势,于清代为最。 四是不乏名碑佳作。《总目》中所收的32种北朝时期的造像碑记(存15佚17),是佛教在阳泉传播的物证和文证,其开凿时间,大体上与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为同一时期,甚至还要早些。无疑,这是我市石刻中的珍品,也系三晋石刻中不可多得的刻石之一。此外,唐大历元年(766),由道士胡伯成撰文、刻石于苇泽县承天山(今平定县城东北47.5公里娘子关承天山)保阳庵、现存于老君洞的《承天军城记》;唐大历十三年(778),由李諲撰文、刻石于娘子关妒女祠、现存山西省博物馆的《妒神颂并序》;唐长庆二年(822)二月二十一日,刻石于娘子关承天山承天军城西石壁、现仍存于此的《裴度等承天题记》;金大定十二年(1172)六月十日,由智楫撰文、刻石于盂县藏山祠、现仍存于此的《神泉里藏山神庙记》;明嘉靖五年(1526)九月,刻石于盂县藏山祠、现仍存于此的《乔宇游藏山诗碑》;明嘉靖七年(1528)七月三日,由陆深撰文、刻石于平定州城东南25公里东浮山娲皇庙、现仍存于此的《浮山遗灶记》;清顺治四年(1647),刻石于盂县永宁四都下横沟(今盂县秀水镇小横沟村)玉帝庙、现仍存于此的《傅山手书碑》;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刻石于平定州旧关关帝庙、现存旧关村的《于成龙诗碑》;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由赵秉文作诗、刻石于平定州东郊都西郊村(今平定县石门口乡西郊村)试剑峰淮阴侯庙、现仍存于此的《淮阴侯庙诗碑》;清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吉日,由白孕采撰文、刻石于平定州城西南4公里冠山崇古书院、现仍存于此的《崇古冠山书院记并铭》;清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上旬,由何秋涛撰文、何绍基书丹、刻石于平定州义羊都大阳泉村(今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大阳泉村张家坟)、现存该村张穆故居的《清故候选知县张石州先生墓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由杨凤藻撰文、密昌墀题诗、刻石于平定州承天都娘子关(今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现仍存于此的《辛丑纪事暨密昌墀题诗碑》,等等,无论从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都可以称得上是阳泉石刻的名品佳作。其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本土文化,乃至民俗民风都具有重要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不但对包括石刻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而且以省、市、县(区)三级文物部门为依托,对散布在各地、各个角落的石刻遗存进行了多次的寻访和普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一登记。有的移址于寺庙,有的收藏在馆所,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施行了重点保护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许多民心工程落成后,大多要立碑志庆;一些重要文物复修后,也均要刻石以铭。因此,《总目》未收录的石刻(1949年10月至今),恐不是少数。若再加上《总目》所遗漏的刻石,而今,阳泉市的石刻总数不会在2500通(件)以下,甚至会超过3000通(件)。 目前,遵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安排,我市3个农业县区正在着手编写《三晋石刻大全》县区卷(每县区一卷,单独成书),且盂县已基本完成,正在加工完善,准备送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石刻的价值也是十分金贵的,我市明代以前的一些名碑名刻,也未必能与之匹比。诸如1987年6月30日落成的百团大战纪念碑主碑(正面镌刻着老一辈中央领导彭真的题词“战绩辉煌,永垂史册”;两侧分别为徐向前和薄一波的题词“参加百团大战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百团大战,抗日战争中最辉煌的一页,必将载诸史册,永放光芒”);1985年,方毅(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为盂县藏山笏峰的题书“藏山”;1993年,王光英(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盂县藏山笏峰的题书“山藏忠义”;1987年夏,薄一波为盂县藏山北崖中嶂的题书“正义千秋”;1990年6月,李雪峰(曾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为藏山北崖中嶂的题书“妙在山藏,胜在藏山”;1985年10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徐向前为平定县东回镇七亘村题写了“七亘大捷纪念碑”七个大字,竖列雕刻在碑体正面。与此同时,徐向前还为坐落在平定县冠山镇庄窝村的革命教育基地题写了“平定县烈士纪念馆”八个大字。除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题刻外,1987年7月,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人民政府在狮脑山上修建百团大战纪念碑时镌刻的《百团大战纪念碑记》;2005年6月,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人民政府在狮脑山东侧纪念墙上镌刻的《中共第一城碑记》和《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1992年9月,中共平定县委、平定县人民政府在冠山“集资兴学亭”镌刻的《集资兴学碑记》等新的碑刻,其政治意义、雕刻水平和文物价值均堪称上乘,是新时期刻石的代表性作品。至于60年来民间产生的各类刻石,佳作也不少,因限于篇幅,就不在此一一详述了。 来源:阳泉晚报
温馨提示:请勿将文章分享至无关QQ群或微信群或其它无关地方,以免不信佛人士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