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的碑刻及其历史价值


2014/9/8    热度:1764   

  避暑山庄的碑刻及其历史价值

  杨天在

  凡名胜古迹,多有碑刻。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现已成为中外驰名的游览胜地。它面积广大,地形复杂,山岳、平原、湖泊,应有尽有。建于其间的楼、台、殿、阁、亭、榭、堤、桥比比皆是。在宫庙殿宇之旁,山光水色之中,多有古碑石刻,它们或大或小,或横置或竖放,给古朴、幽美的避暑山庄增添了许多雅趣。历史上称皇帝题写的碑刻为御碑。据有关文献记载,避暑山庄内原有御碑二十多座,另在石山上刻字五处。二个多座御碑中,有两座是清圣祖玄烨时期所立,其他都是清高宗弘历时期立的。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十一座,其中九座比较完好,上面都是弘历的手笔。

  一、山庄现存御碑的概况

  避暑山庄现存十一座御碑。从形制上分,有三座碑的高度小于宽度,呈卧式,所以俗称其为卧碑。其他八座均为竖碑。三座卧碑是“绿毯八韵碑”、“古栎歌碑”和“林下戏题碑”。八座竖碑是“文津阁碑”、“月台碑”、“锤峰落照碑”,“登高碑”、“永佑寺碑”(二座)、“避暑山庄后序碑”和“舍利塔碑”。从内容上分,有的为诗碑,有的为文碑。诗碑多是皇帝的写景抒怀之作,描写了当时的景物,反映了作者的心情。文碑多是叙述某建筑物的建造原因和经过以及有关的事件。就文字上说,多用汉文书写,也有的兼用满、汉两种文字,还有的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并用,这正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见证。从美术角度看,碑首、碑趺上都有雕刻,有龙、有凤、有鹿、有鹤,花草树木相错,各色人物齐全,刻工精细,栩栩如生,是极好的工艺美术佳作。就书法看,字迹端庄秀丽,笔锋遒劲有力,许多人为能够得到一张拓片而欢欣鼓舞。这些御碑在风景如画、文物古迹遍地的避暑山庄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它们却和那些匾额、楹联一样,是这座皇家苑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既能起到画龙点睛、情景交融的作用,使古建、园林更加诗情画意,又是“金石补史”的宝贵资料,还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所以历来被文人学士所重视。

  二、山庄现存御碑简介

  绿毯八韵碑

  绿毯八韵碑坐落在澄湖的北岸、万树园的南端。通高二百五十四厘米,其中碑首高七十四厘米,碑趺高八十二厘米,碑身高九十八厘米;碑身宽一百九十八厘米;厚四十厘米。面南额首上雕刻着祝寿图,碑趺上有八仙。其人物雕刻得情状飘逸,神态潇洒,眉眼传神,口鼻有情,颇有呼之欲应,煽之欲动之势。面北额首上雕刻的蝙蝠翔姿逼真,碑趺上的麋鹿悠然自若。碑上的整个图案象征着福、禄、寿。碑身面南镌刻七言诗《绿毯八韵》一首,面北镌刻五言诗《平旦》一首。

  《绿毯八韵》诗共十六句。诗前有序文。此诗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上旬,弘历在万树园和试马埭碧绿的草地上休息时吟成的;那时,万树园南端是一片草地,也间或有古松、巨槐、老柳散植其间。盛夏时节,黄莺啼啭枝头,塞蝉高唱浓荫,麋鹿游行,鸣鹤飞翔,一派草原风光。《绿毯八韵》诗即赞美了它。弘历把碧绿的草地比喻成绿毯,并称赞它为“绿毯之最”。由“绿毯”作者联想到汉武帝用氍毹铺地的温室殿,联想到唐皇用丝线毯铺地受到白居易讽刺的事。而山庄的“绿毯”又做何而用呢?“却非西旅织裘物,本是北人牧马场。”原是蒙古人牧马的地方。

  五言诗《平旦》共二十句,诗中夹小注一条。这首诗也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写的。平旦,犹平明,即天亮的时候。孟子在《孟子·告子上》里曾借助“牛山之木”作比喻,宣扬人要保持人所固有的“良心”(仁义之心)。要保持这种“良心”就必须天天坚持保存“夜气”,而防备到了平旦因与外界事物接触而丧失掉,似乎到了“平旦”,人的良心就会被破坏。弘历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平旦》这首诗里,他极力赞美避暑山庄的平旦:“金乌扶桑枝,沧沧复凉凉。露光湛浅芜,其芳袭人香。林禽与原兽,各自适其常。”清晨,金色的太阳爬上了树梢,空气异常清爽新鲜。夜间打在草丛上浓重的露水把草木的枝叶浸润得翠绿欲滴,象刚用清水喷洒过一般,晶莹的露珠儿在荷叶上滚动,在草尖儿上打颤。一股股芳草的清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树林里的鸟雀醒来了,有的放声歌唱,有的啾啾私语。原野上的麋鹿、野兔也开始了新的一天……这是一派充满光明、富有生机的朝气勃勃的景象。弘历赞美山庄的平旦,在于用这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比喻当时的朝政,歌颂其为“清明盛世”。他自己是这“盛世”的主宰者,所以,他歌颂山庄的平旦,歌颂当时的朝政,也是歌颂他自己。

  古栎歌碑

  古栎歌碑在碧蜂门的北边。它坐北朝南,通高二百五十四厘米,其中碑首高七十四厘米,碑趺高八十二厘米,碑身高九十八厘米;碑身宽一百九十八厘米;厚四十厘米。面南额首和碑趺上都雕刻着人物,达十九人之多。虽然已经辨不清面目,但从残留部分也可以看出,他们神情姿态各异,维妙维肖。面北额首上雕刻着祥云飞鹤,碑趺上雕刻着木波鱼龙,十分生动。此碑碑身的前后左右及碑首、碑趺的东侧共有八首诗,除碑趺东侧的《林下一首》为嘉庆〓琰所题,其他都是弘历的手笔。

  《山中》为七言诗,共八句,另有小注一条。《古栎歌》也是七言诗,共有十四句,小注一条。这两首诗也是弘历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的写景抒怀之作。《山中》集中笔墨描绘了葱茏苍翠的青山之中“鸟似有情依客语,鹿知无害向人亲”的动人景象,赞美了“随缘遇处皆成趣,触绪拈时总绝尘”的清幽环境。《古栎歌》则抒发了弘历对古栎树的赞颂之情。

  古栎树即栎树,因其长得年久粗大,所以称之为古栎树。栎树是一种落叶乔木,又叫麻栎、柞树或橡树。过去,山庄西部的山区多有茂密的古栎树群,弘历在山中游览时,曾来树下小憩,顿觉寂籁、清爽异常,于是联想到《淮南子》“山中之木历岁久或生火而自焚……惟栎不生火”之说。继而,又想到《庄子》一 书对樗树(俗名臭椿)和栎树的评价。《庄子·逍遥游》里曾写道:“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主干)拥(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途),匠者不顾。”《庄子·人间世》里说:“匠石之齐,至乎曲辕,见栎社树……日:‘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樗树和栎树不成材,没什么用处,即使立在大道上,匠人也连看都不看它。后人也都因袭此种看法。但是,弘历却有不同的观点。他来在栎树之下休息,看到繁茂的枝枝叶叶,想到它既不会因年久而自焚,又因历来被视为“不材”而不至遭砍伐,再加上生长在如同仙境的避暑山庄,就越发长势茂盛了。作者在诗中写道:“古栎不知其岁月,盘空绿云蓊栉栉。”、“与云霞护鹿豕游,凤力羽仪龙作骨。”形容树干有如姣龙,枝叶有如绿云盘空。在古栎树的护卫之下,林中麋鹿、野猪为戏,树上百鸟争鸣。见有人来了,野猪匆忙逃遁,但鸟雀、麋鹿却十分好客,小鸟叽叽叙语,麋鹿脉脉含情……。置身在如此境地,真是“飒沓清籁爽毛发”,连毛发都感到清爽。深切的感受,使作者情不自禁地歌颂道:“无用居然成有用”。被视为“不材”的古栎树竟然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所以,在诗的最后,作者严肃地告诫那些认为栎树“不材”的人,不要坚持错误观点,以致达到冒犯的地步。

  诚然,弘历对古栎树的赞赏,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闲情逸趣出发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中的辩证因素。

  镌刻在碑身东侧的《林下二首》和碑首东侧的《林下二首叠已酉诗韵》,是弘历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嘉庆二年(1797年)题写的。这几首诗的内容与“林下戏题碑”上的内容颇相近,都是围绕作“林下人”抒发自己的感情的。

  镌刻在碑身西侧的《乔树一首》是弘历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题写的。诗中从眼前的乔树、嘉荫写到为君之道。弘历标榜自己有“恕人”、“〓矩”的心愿。其实这些都是虚伪的。

  镌刻在碑趺东侧的《林下一首》是〓琰于嘉庆八年(1803年)秋天题写的。他在诗中歌颂了先帝的功德。

  林下戏题碑

  林下戏题碑掩映在松云峡苍蔚的松林之中。通高二百五十四厘米,其中碑首高七十四厘米,碑趺八十二厘米,碑身高九十八厘米;碑身宽一百九十八厘米;厚四十厘米。碑的额首上雕刻着流云飞鹤,碑趺雕刻着水波鱼龙。碑身前后左右、碑首和碑趺西侧共有诗七首,其中六首为弘历所题。另一首是嘉庆帝〓琰补题的。这七首诗写于清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十一年(1775年一1806年)之间,历时三十一年。

  碑的北面,有一条用条石铺砌的御道,直通山庄的西北门。当年弘历常顺此御道出山庄,到座落在山庄北面的须弥福寿、普陀宗乘、殊像寺、罗汉堂等庙去拈香拜佛。銮舆过此,经常要停在树下休息,饱览山中风景,吟诗作赋。至于为什么偏偏到此停舆小憩,一方面,因为从此再走,便步步登高上山了,上山之前稍事休息是自然的情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景色迷人。诗中写道:“炎曦遮叶度,爽籁透枝穿。”、“阴从密密布,风自间间穿。”虽是六月三伏天气,又闷又热,但进入松云峡的松林之中,却是另一番景象:炎热的阳光被虬枝密叶遮挡住了,从枝叶的缝隙间筛下来的太阳的光斑撒落到草地上,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发出阵阵幽香,一股轻风吹过,风移影动,光斑跳跃,香气也更加浓郁了。在这幽静宜人的环境里,作者浮想联翩,吟咏成诗。

  镌刻在石碑北面的《林下戏题》为五言诗,共有八句,另有两条小注。这首诗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六月写的。它反映了弘历当时的心情。他从“林下”想到“林下人”(退隐、退休之意),从已经做了“林下人”的沈德潜、钱陈群、张泰开、邹一桂等人想到没有退休的朝臣,又从这些人想到他自己。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做“林下人”才能静享“林泉之乐”,过安谧舒适的日子。他曾经“焚香告天”,表示如果上天能保佑他长寿的话,做满六十年皇帝,即八十五岁时自动退位,所以他把做‘林下人”的希望寄托在八十五岁以后,“拟号个中者,还当二十年。”

  镌刻在碑身西侧的《林下一首叠乙未韵》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五月下旬写的,距前诗已过了十年。十年来弘历一直没有忘记当“林下人”,诗中写道,“迅矣称林下,一旬非远年。”

  碑身东侧的《林下一首再叠乙未韵》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写的。“昔盼十年远,今知近二年。”预计再有二年愿望就要实现了。 碑首西侧的《林下一首三叠乙未韵》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写的。按他早期的誓言,已到了退位之时,觉得时间过得很诀,回首往事,自愧不如唐尧虞舜。因为乾隆末年,由于清政府对人民统治的加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他已预感到江山之不稳固。

  碑首东侧的《林下一首四叠乙未韵》是嘉庆元年(1796年)写的,弘历做满了六十年皇帝,已经退位当了“太上皇”,按说做林下人的愿望应该实现了,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他没能释负,仍担负着训导子政的任务,而且还要“察吏贤及否,勤民吃与穿。”

  碑身南面镌刻弘历在嘉庆三年(1798年)六月中旬写的《林下一首五叠乙来韵》。此时,他已是八十八岁高龄,又来林下憩坐,再一次感受到“嘉荫实清便”,想到二十二年来梦寐以求做林下人,但始终也没能如愿,正如“诗注”中写的:“予于乙未年林下戏题,曾有‘拟号个中者,还当二十年’之句,盖其时拟于二十年后归政嗣子,或得遂林泉之乐。自丙辰元旦授玺,心愿符初,迄今已阅三年,而训政敕儿仍未敢一日稍懈,并以筹剿教匪,切盼捷章,驰谕督催,殆无虚日,以视悠游……兹偶来憩坐,回溯前吟,倏忽已二十三年矣。”并发出感叹:“林下者殊难比拟!”一个“殊”字道出了弘历二十三年的感受。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清王朝由兴盛到开始走向衰败的影子。乾隆末年,土地集中的现象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官僚贪污成风,农民起义不断暴发,特别是嘉庆元年爆发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前后共经九年,活动地区也很广泛。对此,清统治者调集了大量兵力进行镇压,不能取胜。“一章捷望穿”就写出了弘历迫切盼望收到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消息的情景。急切的心情,在游览的时候也放怀不下;焦躁的情绪,虽清幽的环境也冲淡不了。这种不宁的心绪说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开始动摇了,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镌刻在碑跌西侧的《恭依皇考诗韵》是嘉庆帝〓琰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写的。此时,弘历已死去七年,〓琰来到林下小坐,敬瞻具皇父的题诗,想到自己“守业”担子的沉重,挥笔题诗,抒发了对其皇父的怀念之情。

  文津阁碑

  文津阁碑坐落在文津阁东的碑亭中,现在碑亭已经无存,高大的石碑却还巍然地矗立在方形的台基上。此碑通高五百三十二厘米,其中碑首、碑趺各高一百二十厘米,宽一百三十八厘米;厚五十八厘米。碑首、碑趺和碑身周边雕刻着精美的蟠螭纹和雷纹图案。正面,用汉、满两种文字镌刻着弘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撰写的《文津阁记》,它记述了营造文津阁的目的意义。文津阁和北京旧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一样,是专贮《四库全书》的,而《四库全书》又为居于“塞外伊古荒略之地”的热河增添了文采,使之更加“地灵境胜”。

  碑阴的一首《题文津阁》诗,七言,八响。写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六月上旬。文津阁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季动工,第二年夏季完成,落成时,正值弘历驻跸于山庄,他亲自参加了落成典礼,并写了这首诗。诗中写道:“四库书成将〓之,范氏天一仿而为。”这不仅道出了修建文津阁的目的,还说明文津阁是仿照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而建的。从建筑布局、尺寸大小,到修建材料、营造方法,以至书架款式,都是由当时的杭州织造寅著赴天一阁,亲往观看,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尺丈后仿造的,只是因为文津阁是皇家藏书楼,较之私人藏书楼阔气。又有避火之意,所以阁顶覆以黑色琉璃瓦,现在的布瓦顶是同治六年修葺时改换的。

  碑的东侧是《四库收精要》一首,五言,八句,写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月中旬。当时文津阁虽已基本建成,但《四库全书》远未辑录完毕,所以弘历命将康熙年间编纂的、雍正年间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按《四库全书》函式装帧,庋架排列阁中。这首诗就记录了这件事。

  碑西侧的《建由甲午成乙未》一首,七言,八句,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距前首诗虽已过了三年,但《四库全书》抄刊仍不及半,于是,按照弘历的旨令,将《古今图书集成》贮于阁中。弘历在这首诗里写出了阁中庋排列《古今图书集成》后的盛况,以及自己的感受:”偶至据床辄蒿目,望洋徒自愧知津。”

  月台碑

  在巍巍的文津阁前,隔水池是嶙峋的假山,假山东部有个长宽不足丈的矩形平台,台中竖着一座石碑,此即月台碑,这座碑通高二百一十二厘米,其中碑首、碑趺各高四十六匣米,碑首、碑身、碑趺分别宽一百一十六、七十七、九十厘米;碑首、碑趺各厚五十二厘米,碑身厚三十八厘米,碑首前后和碑趺四面雕刻着活泼的夔龙图案,其龙头形象逼真,龙身、龙尾自然而又丰满,碑身面西镌刻“月台”两个大字,其他三面分别镌刻弘历的三首诗。

  面东的《月台》诗,七言,十二句。写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夏季。这首诗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文津阁这组园林建筑,除楼阁、水池、假山是仿浙江范钦的天一阁而外,假山东部的月台和院外的西山柏配置,颇具宋代书画家米芾宝晋斋的意境。所以弘历兴奋地赞道,“米家范氏两兼奇,而今御园所欠少,象这样兼具米、范两家胜景的奇观还是难得的。极言文津阁这组园林建筑之不平凡。在这个非凡的所在,除可以饱览秘籍而外,最得意的还有什么呢?如果登月台的话,自然赏月是这里的佳趣。所以这首诗的后半分写出了弘历登临月台赏月的情景。他最喜欢欣赏有如擎天之柱的磐锤峰沐浴在融融月色之中的美景。

  碑南侧的五言诗《为爱颠翁语》八句,写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月中旬。碑北侧的七言诗《口号一首》共四句,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下旬。两首诗都强调说明此月台的构筑是学习米芾的结果。

  锤峰落照碑

  锤峰落照碑现倒在锤峰落照亭东的尘埃中,已经残破不堪。从残存的部分观察,其碑首雕刻着两只凤凰。碑身仰面有五言诗一首,共十六句,落款有“乾隆甲戌年大暑”字样。乾隆甲戌年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诗中描绘了傍晚时刻,弘历登锤峰落照亭观赏磐锤峰的情景。那时,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太阳的余辉照在东边山上,使高高耸立的磐锤峰沐浴在千紫万伏之中,十分迷人。

  登高碑

  登高碑现倒在锤峰落照亭西南的草莽中,也已十分残破。碑身高约二米,宽约一米。仰面镌刻七言诗一首,此诗共二十四句,落款有“辛丑九月九日登高”字样。辛丑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这首诗是弘历于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九日登高时所作。诗中描绘了登高所见到的景色:“塞峰苍翠大〓寥,潭清武列翻银涛。”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并从天高、地高、君高、名高、言高、曲高、堂高七个方面阐明了”高”与“下”的辨证关系。

  永佑寺碑

  永佑寺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东部,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前殿丹墀上列石碑两座,此即永佑寺碑。两座石碑形制、尺寸完全相同,仅碑身高二百九十八厘米,宽一百五十八厘米,厚七十厘米。碑首由四条蟠龙组成,碑趺为庞大的〓〓。〓〓南北长三百九十厘米,东西宽为一百七十五厘米。碑身周边雕刻着十四条龙纹图案。中间恭镌御制《永佑寺碑文》,东边一座前为满文,后为蒙文;西边一座前为汉文,后为藏文。现在,永佑寺除后边的舍利塔外,其他建筑都已无存,两座石碑还很完整。

  《永佑寺碑文》是弘历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七月初一日撰写的。文中,弘历将其祖父康熙皇帝玄烨与如来佛相提并论,并说玄烨即无量寿佛之转世。阐述了玄烨建造避暑山庄的原因,以及“因岩壑自然之势,示茅茨不翦之规”的建筑原则。进而说明建此庙的意义在于对先帝报思,对后人荐福,取其永远保佑安宁之义,所以取名“永佑”。

  避暑山庄后序碑

  避暑山庄后序碑原坐落在永佑寺宝轮殿之前,碑身高二百五十六厘米,宽一百一十六厘米,厚五十八厘米。碑首为一条蟠龙,碑趺为一个〓〓。〓〓南北长三百厘米,高一百零四厘米。碑首、碑身和碑趺全由汉白玉石雕刻而成,是山庄诸碑刻中仅有者。

  《避暑山庄后序》是弘历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下旬撰写的,文中叙述了其祖父康熙皇帝玄烨和他自己建造、经营避暑山庄的目的意义。其目的意义在于习武、诘戎、绥远。说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胤〓在位十三年,虽然未来山庄,但对山庄及木兰围场是重视的,他常教侮他的后人要“习武木兰,毋忘祖宗家法。”最后,弘历告诫其子孙,避暑山庄虽美,但万万不可沉溺于享乐,而要牢牢记住先帝的遗愿。

  永佑寺舍利塔碑

  在永佑寺舍利塔后屹立着“舍利塔碑”。此碑通高五百七十四厘米,其中碑首、碑趺各高一百三十七厘米,碑身高三百厘米;碑身宽一百七十四厘米,厚七十七厘米,碑首、碑趺各宽二百零六厘米,厚一百零九厘米。面南镌刻弘历御制《永佑寺舍利塔记》,面北镌刻御制《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永佑寺舍利塔记》写于乾隆二十九年(1754年)五月,文中记叙了舍利塔建造的经过。此舍利塔是仿照南京的报思寺塔和杭州的六和塔而建的,前后整整用了十年,到了乾隆二十九年才最后建成。铁的事实打破了堪舆家所谓北方不能建塔的谎言,证明了“有志者事竟成”的真理。高耸入云的舍利塔为避暑山庄增添了光彩,它将更有效地起到团结厄鲁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作用。

  《避暑山庄百韵诗序》再次申明皇祖肇建避暑山庄对于团结少数民族、取得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并表示出孙臣亲慕先帝的诚意。

  三、山庄现存御碑的历史价值

  避暑山庄的碑刻虽仅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的诗、文从文字角度看,并不算美,有的甚至显得有些蹩脚,俱从历史角度看,却有其很高的史料价值。

  (一)有的碑文极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避暑山庄当年的自然风貌,为研究避暑山庄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如《绿毯八韵》诗,描绘了万树园南端草地的风貌,“雨足翠茵铺满地,夏中碧〓被连冈。鹤行无碍柔丛印,鹿噬那容密判长。度不尺盈刚及寸,闻“殊香熬乃饶芳。”这几句诗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如茵似毯的草地上,白鹤彳亍野鹿游衍的景象,还仿佛嗅到了芳草的清香,《林下戏题》、《古栎歌》和《山中》等诗又把我们带到了山庄西部的山区。那里有劲松,有古栎,它们生长得高大,茂盛:“与云霞护鹿豕游,凤力羽仪龙作骨。”林中鹿兔成群,鸟雀结伙:“鸟似有情依客语,鹿知无害向人亲。”《锤峰落照》和《登高》诗则把我们引上了山峰,凭高远眺,展现在眼前的是“落景连空翠,腾光入碧澄。”苍翠的塞峰,〓寥的蓝天,清澈的湖水,翻着银涛的武列河……它们不仅描绘了山庄的自然风貌,还为我们再现了山庄晨曦初露和落日余辉的景观。读了《平旦》诗的“金乌扶桑枝,沧沧复凉凉,露光湛浅芜,其芳袭人香”句,似乎看到了避暑山庄在沉睡了一夜之后,晶莹的露珠儿在晨辉初照下闪闪发光的画面。《锤峰落照》诗中的“送将朱鸟隐,挂得玉蟾升”句又让我们看到了太阳落山、新月东升的晚景。这些都是没有画的画卷,读了它们,当年避暑山庄的自然景象便会历历在目。

  (二)有的碑文反映了当年皇帝的生活与思想,因此,它们是不发声的足音。作为封建皇帝的弘历,时刻不忘享乐,在诺大的避暑山庄里,他尽情地消遣,时而游湖泛舟,时而漫步草地,时而登高赏景,诗词歌赋,舞文弄墨。在这之中,他的思想感情,无时不有流露。《古栎歌》、《锤峰落照》诗反映了他思想中某些辨证的因素,《林下戏题》反映了他既要执政,又渴望安逸的矛盾心情。

  (三)有的碑文反映了某些古建、园林的营造情况及其特点,是研究山庄古建、园林不可多得的辅助材料。《舍利塔记》记叙了建塔时几拆几易的过程。“月台碑”上的几首诗告诉我们,文津阁不仅仅是仿照范钦的天一阁而建,还融汇了米芾宝晋斋的意境。这是从别的地方难以找到的资料。

  (四)有的碑文反映了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文津阁是为贮放《四库全书》而建的,那么,何以又贮有《古今图书集成》呢?文津阁碑上的《四库收精要》和《建由甲午成乙未》二首诗则具体的作了说明:“蒇事虽犹待,集成斯已珍”、“即此抄刊未及半,羡他渊海那探真。图书先贮古今集,言行惟期枕〓循。”

  (五)有的碑文反映了清王朝的兴衰历史。比如林下戏题碑上的几首诗,跨越了从乾隆四十年到嘉庆三年共二十三年时间,这二十多年正是清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阶段,作者虽是围绕当“林下人”而抒发自己的感情,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白莲教农民起义给统治者带来的忧虑和恐惧,从而揭示了清王朝走向没落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避暑山庄的碑刻虽然不过是封建皇帝舞文弄墨的产物,但却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因此,它们是研究避暑山庄和有关历史的宝贵资料。必须加强保护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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