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应寺，蒙古族人通称“葛根苏木”，汉族人称佛喇嘛寺，简称佛寺，位于阜新蒙古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喇嘛寺院，相传到七代活佛，实行了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最兴盛时期喇嘛达八百多户，三千多名，是东蒙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中心，与普安寺并列称藏传佛教东方中心，曾对蒙医蒙药、天文历法、建筑工艺、文化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瑞应寺始建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传说康熙八年，爱新觉罗·玄烨为寻找皇父顺治，私访到哈达尔图山，巧遇瑞应寺第一世活佛萨木唐桑布在山洞里坐禅，与之攀谈后，对其虔心修行的行动大为赏识，便下诏令蒙古贞王为其选址建寺，还从国库中拨银为其修寺。在三面环山的盆地上（即瑞应寺址）修建了三间庙堂。康熙皇帝为其赐号——堪布喇嘛。从此，萨木唐桑布的声望日隆。在蒙古贞贝勒的资助下广塑佛像，并开始收纳僧徒。道光三年（1823年），皇帝赐金龙镶边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雕刻的“瑞应寺”大匾。从此瑞应寺走向昌盛，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佛教寺庙。是一座具有339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寺庙。

　　瑞应寺是集藏、汉、蒙式建筑风格为一体的建筑杰作，在我国古代建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的建筑有大雄宝殿、活佛宫、四大扎仓及德丹阙凌、外5座庙。整个庙宇布局合理、主次分明，形成了内外相映、四面对称的独特格局，此外还有绕寺一周的环寺路，路边有万尊石佛，环路而立，宏伟壮观，其建筑格局与西藏布达拉宫相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瑞应寺的因明学部、医学部、密宗学部、时轮学部曾培养出了许多哲学、医学、气象学等方面的名人。特别在蒙医药学方面，该寺培养了众多的杰出蒙医药人才，著名的蒙古神医古那巴达拉、邢布利德便出自该寺。历史小说《苦喜传》、《殇妖传》、《契僻传》、《全家福》、《羌胡传》的作者恩可特古斯，就是该寺的高僧。他在瑞应寺创作的这五部章回小说以民间吟诵和胡尔沁说书的形式在整个东蒙地区广为流传。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瑞应寺的时轮学部每年都编写出一部农家历书，准确预报全年的风量、雨量和日月食的时间。据说大都是用算盘计算出来的。对当时指导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

　　寺内保存了大量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珍贵文物，不仅反映了蒙古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特点，也反映了蒙汉及其他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共创文明的历史见证。当年的瑞应寺雄伟壮观，凡来过瑞应寺的人皆赞叹不已，它曾是一座相当有影响的大寺院，作为我国东蒙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它每日接纳香客无数，甚至远在海外的信徒也都跋山涉水前来朝拜。在广大信教群众特别是蒙古族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从建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２８０年当中，曾传六世活佛。

　　瑞应寺在“文革”时期，变得面目全非。寺内庙宇殿堂严重破损，佛像经书等僧物、法器所剩无几，仅存的一座残破的大雄宝殿也被改做粮库。活佛府邸内馆前后院、活佛府邸东馆、西馆及文书房则做了学校和办公室。万佛路上的万尊佛像，也先后全部被破坏掉了。喇嘛被赶出寺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得到进一步落实。1984年瑞应寺成为省内首批恢复的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并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先后拨款３００多万元用于修复瑞应寺。

　　早在1942年，瑞应寺六世活佛圆寂。为寻找转世灵童，他曾留下一份委任书。不过，此时，班禅活佛认为六世活佛转世的机缘还没成熟，这个委任书尚不能打开……二十几年后，文革开始了。随着一座座庙宇的倾倒，一尊尊佛像的凋残，这份委任书也不知了去向。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瑞应寺迎请七世活佛的愿望日趋强烈。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瑞应寺广大信众的一片希望。1996年2月，在国家宗教局的关怀与支持下，市委市政府将寻访七世活佛的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

　　1997年10月９日，在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的关心重视下，按照严格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寻访，经拉布楞寺银瓶掣签认定，并报国务院宗教局批准，正式认定洛桑义希·成来坚措（俗名：刘海龙）为瑞应寺七世活佛。

　　1997年10月9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七世活佛坐床庆典。七世活佛坐床后，积极化缘筹措资金，大兴寺庙建设。瑞应寺先后恢复修缮了大雄宝殿、天王殿、护法殿、佛祖殿、藏金阁、长寿塔、九大臣祈愿殿等。瑞应寺主殿大雄宝殿外形基本保持了历史原貌。藏式二层楼建筑，大殿内重新塑建了３米高的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弥勒佛、宗喀巴大师、观世音菩萨像。其他几座殿堂也都恢复了历史的原貌。该寺又香烟燎绕，佛光、诵经声、钟声、经箱乐曲和法舞又重新传出。瑞应寺如今又辟为阜新市重点旅游景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