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邦海域 辉煌禅灯——普超与海会寺


2014/9/8    热度:436   

  莲邦海域 辉煌禅灯——普超与海会寺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这是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游五老峰时写下的感慨之作。在峰之阳矗立着一座名刹。自寺仰望五老峰,“苍颜嶙峋,如金芙蓉上矗青天”,可充分领略李白诗中情境,实观览五老峰远景的最佳视角。此寺便是名列山南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寺。

  海会寺,俯瞰彭蠡湖,背负五老峰。“背山面湖,形胜极佳”,风景至美。创建于明万历戊午(1618年),清嘉庆丁丑(1817年)旦云和尚重修,咸丰年间毁于兵火,一度不振。同治丙寅(1866年)高僧海印来寺住栖,重新振复,开创了海会寺历史上的新局面。

  海印(1819~1898年),字至善,江苏东台(今东台)人,俗姓唐。6岁时因患热疾而被父母舍之出家于观音堂,礼秋水法师。7岁习儒,14岁参习《华严经》。聪慧过人,悟性极高,很快便精奥义,深契法,倍受师器重,为他取名海印。21岁在金陵宝华昌公座下参习,后随师住黄山习止观和庐山归宗寺。归宗寺长老慈舟对他非常赏识,“以衣法嘱焉”。追慕远公遗风,栖隐黄岩石洞六年,安心禅寂,作壁观僧。咸丰壬子(1852年)还归宗。不久又藏修于五老峰巅长达十一年之久。同治壬戌(1862年)出主归宗寺,三年后又诛茅五老峰。当地乡民闻其德名,在海会寺故址聚石为舍请居之。从此,开始了中兴海会寺的艰苦历程。

  至善自丙寅(1866年)冬至光绪戊戌(1898年)六月端坐而逝,在海会寺度过了三十二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慨古寺委于榛莽”,弃于荒野,誓发宏愿,足不履尘市,刻苦修行,募化重修海会寺。他的善心义举得到了许多贞信之士的支持和赞助。居士魏兴林、王全泽,九江道尹景某和奉新大使许必达等先后施舍资财,“建立殿宇,置买租谷,以供云厨”,重兴海会寺。在至善和善男信女的积极努力下,海会寺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是时佛殿宏敞,藏经阁华丽庄严,寺田三百多亩,山场广大,以风景胜绝,殿宇巍峨,富足繁华而著称。民国杨恭甫在《避暑日记》中对寺景和规模有段精彩描述:“由白鹿洞东北行,一路小山起伏,间有村落。不及十里,遥见前山深林微露殿阁,海会寺至矣。曲折上山,入大松林二里许,小溪流泉,汨汨从山上来。过板桥即寺门,门前荷池作半圆形,长约三丈,宽约四五丈,围以石栏,荷花盛开,种极细,乃赤龙卧云也。入门至念佛堂,阶下种观音莲两本,叶如芋而大逾蓋,花如玉簪。……循堂右角门,转登石梯,是为方丈。……佛殿巍峨,神光陆离”。海会寺因此吸引了许多香客的朝拜。自清至民国未尝少衰,“香火称极盛”。游人更是络绎不绝,远道客人还常“借住本寺”。而至善亦因此名声鹊起,随从学法的人前后多达五千余人,剃度僧徒三十六人。同治中丞、南康郡学、维新人杰则与他成了方外之友,交往密切。据说,光绪壬辰(1892年)复南康郡学王延长、方伯华和教谕饶树荣尝与至善法师同趺石上,对坐五老峰。三儒一释,都年愈古稀,共计296岁,故日九老。此事被传为一时佳话,有“九老胜似昔日香山故事”之说。寺僧为纪其事特在寺内建九老堂,龙阳人易顺鼎题有《华尧峰院长天人长老图诗》。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失败,会试不第后,专程登临庐山以排遣内心的愤懑和忧思。这是他第一次来游庐山,先后游观了海会寺和东林寺等山中名刹,对“百川汇海”的海会寺和德行高深的至善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至善对这位一身正气的国士也很敬佩,引为贵客,拿出传为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手书的《华严经》和心月和尚手镌的五百罗汉拓本等精品供其观赏,并留宿寺中长谈。康有为对至善肝胆侠义之心和一腔爱国热忱深为钦佩,称“至善禅师,高行耆年,与吾契合”。为表示对至善的谢忱和敬佩,他临行前题诗相赠:“开士诛茅五老峰,手植匡山百万松。荡云尽吸明湖水,招月来听海会钟。初地雨花驯白牯,阴崖石气郁苍龙。读书无处归来晚,桂树幽幽烟雾重。”至善对此诗极为珍视,把它当作与康有为一见如故的纪念物,一直挂在壁间,直至临终时还一再嘱咐门徒妥为保存,留作后观。当康有为第二次上庐山重游海会寺时,至善早已作古,可那条诗幅仍静挂在壁上。康有为见后“不胜叹仰”,唏嘘再三,深深为失去了这位“善行绝世”的世外高僧而悲痛和伤感。为此,他挥毫写下了一首诗:“五老排云待我回,似曾相识客重来。莲社远公圆塔出,只园须达化城开。山色湖光尚清净,竹林松径再徘徊。追思三十年前事,旧黑笼纱只自哀。”表达抒发自己怅然若失、哀婉凄楚的心情。

  康有为第一次游海会寺时,至善曾率众徒来见,在其中有一位名普超的年轻和尚,当时并未引起康有为的注意。然而日后正是这位“在众中未之异”的无名和尚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刺血写经,使重游海会寺的康有为大为震惊和肃然起敬。

  普超(1863~1906年),江西都昌人,俗姓戴。少为诸生,博通儒学。后弃儒学释,入应竹庵为僧,受戒于九华山甘露寺。旋至五台山“寻师择友,咨决心疑”。因慕至善德行而拜倒其门下。至善门徒如云,独对他特别器重,赠送《华严经》一部,嘱之“闻此可以发明心要”。从此,他以《华严经》为护身至宝,“动静不离,意志如一”,一生所系唯华严。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和华严宗据以立宗的重要经典。该经认为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宣说“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这些思想经华严宗阐释发挥,成为调和佛教内部各派和儒道各家思想的庞杂思想体系,对后世宗明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天平十二年(740年)由新罗僧人审详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华严宗的主要经典。该经有三个译本。一为八十卷本,三十八品,称《八十华严》或《新译华严经》,唐实叉难陀译;一为四十卷本,称《四十华严》或《贞元经》,康乾元二年(759年)至贞元十四年(789年)由般若译出,为该经《入法界品》的别译。而最早译本称《六十华严》或《旧译华严经》,计六十卷,三十四品,是东晋梵僧佛驮跋陀罗“承远公之招”在庐山东林寺首先翻译出来的。1926年康有为第三次登游庐山时,曾在《东林寺柳碑记》一诗中写道:“华严初译见楼阁,陶谢同游悲汉霄。”指的便是此事。

  普超来海会寺后,遵师嘱悉心潜习《华严经》,深得其要义。光绪十五年(1889年),普超萌发血抄《华严经》的念头。他的善心仁肠得到至善的赞赏和支持。自此,普超“掩关闭户”,独居禅房,专心致志,“劙掌血书”八十卷本《华严经》。历十五寒暑而不怠,终于功成。之后,他又刺血书写《梵纲经》30卷和《行愿品》30卷。这些血书佛经血色殷红,“字法端秀”,小楷书写,字径半寸有余,颇见功底,被寺僧视为珍宝,一直用白果树盒贮存藏经阁中,每每出示游人观睹。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海会寺沦陷日寇之手,住持会通冒危险,揣血经避难湘桂。临走时写就一偈:“头眩足躄眼矇花,霹雳禅声震迩遐。静默徘徊云窟路,忙中检点布袈裟。手接藤萝飞岭外,肩担贝叶走天涯。吩咐猫儿随我去,莫将落入敌人家。”表达了誓死保护血经的决心和洋洋正气。在会通舍身护持下,血经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奉还回寺,重现天日。时至今日仍保存着33册,珍藏于庐山博物馆,供中外游客鉴赏。

  普超竭毕生之力,刺血写经,完成“续远驮两公之绪,永为匡庐大法”之宏愿,自己却因失血过多,“气体受损”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溘然辞世,为佛教事业的发扬光大献出了生命。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刺血写经之事并不鲜见。苏州虎丘龙寿山房僧人善继就曾血书完成八千卷本《华严经》,历时一年半。但像普超拼一腔热血,义无反顾,绝无顾恤,历时长久,精诚投入,独力完成《华严经》等三部长篇宏制的书写工作,在中国佛教史上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举,不作第二人想,这“非有极伟大之宗教热忱”而不可为。正如1922年秋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在血经上的题跋所云:“寻常缁白能读终卷者且百不一二,况乃书写,又况乃攒一指之血写数百万言者哉。我佛第一义谛不尚苦行,虽然非起信无以为悟法之阶,夫人能舍其所至爱,忍其所至痛,则何法之不可几者。读《高僧传》,刺血弘经者往往而有,而于浩翰之华严未闻焉。普超乘大愿来兹阎浮掩关四年,缮此大典,非积劫行、菩萨行者能如是耶!”正因如此,自血经问世以来,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人的观瞻。他们在“景仰之余,弥增感叹”,“快愉非常”,纷纷题跋,对普超视“躯壳直如幻相”,含热血“写供佛祖”的献身精神大加赞佩。

  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亡逃海外之后二上庐山,重游海会寺。普超弟子智明向他出示普超血书《华严经》,带其驻足普超写经之室。康有为耳闻目睹,不胜叹仰,为当年未能知其善行,未与谈话而婉惜。为表达对普超的敬意和宣扬血写佛经之事,他提笔饱醮笔墨,在血经上写下了“以善继之血书华严同尊之、敬之、护之、保之”的跋语,并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慨之情。康有为学生梁启超于1922年秋游览海会寺和观瞻血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意,“愿海会僧伽敬护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庐山作为夏都。国民党许多政界、军界要人和知名学者,如罗家伦、王孟达、王陵基、熊公哲、吴宗慈等得有机会驻足海会寺,“拜观血经”,“瞻此名迹”,并都纷纷题跋赞誉。其中1946年8月5日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题跋写道:“刺血写经,发愿宏深。血干业尽,自归西庭。”

  当然,对普超刺血写经一事亦有持不同看法,甚或否定态度的,民国学者胡适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看了血经之后,说“刺血写经是种下流的求福心理”,说明宗教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其言语刻薄,近乎谩骂,并非中恳客观之词。

  在至善和普超两任住持的努力下,海会寺在民国时期,香火仍很旺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介石在此开办军官训练团,设团部于寺内,大兴土木,先后兴建了大礼堂、大会场、蒋介石官邸、办公厅处、教室、仓库、运动场、游泳池和学员宿舍,把寺变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训练基地,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才告结束。当时,国家银行和中国旅行社也在这里设有办事处。每届暑期,游人如潮,“法缘所施,颇有收入”,加上祖谷每年收入百余石,海会寺尚显宽裕,“故寺僧于地方公益,亦每慷慨乐输”。

  公元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进据高垅。8月下旬,侵占海会寺。庐山军官训练团被夷为平地,寺房毁损三分之一,家具散失三分之二,寺僧避入深山。整个海会寺一派萧条,冷冷清清。抗战胜利后,海会寺在住持宏机、道慧先后修缮下,略复旧观,但已无法再现昔日的繁华喧闹和富足气派,寺田荒芜不治,“入不敷出,寺中生计,颇为艰困”。以后更趋衰败,现仅存故址。

  海会寺历史虽不长,但它在成为山南五大丛林之一的时候,却也带来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

  寺藏马金纸泥金书绘《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五十页,计有佛像四十五帙。每佛像侧正书经文,字体工整,“工笔极佳”,传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绘。据吴宗慈考证,书画有子昂笔意风格,却非孟頫真迹,而系清宫画苑之作。当时,清宫召集国内名画大家,依名贵佛经版本,绘成数十百部,颁赐国内各大寺院。北平拈花寺、法源寺和安庆迎江寺都存有此经墨宝,海会寺亦有幸得获。其画体书法与他寺所存相同,很有价值,堪与赵孟頫之作媲美,大可“不必藉孟頫以为重耳”。

  寺前院月牙池周围石栏所雕刻的立体画像,“刻工颇富艺术”,具有很高价值。原有十九幅,表现了“赵颜求寿”、“虎溪三笑”、“渔樵耕读”、“水漫金山寺”和“唐僧取经”等故事。后经兵灾,摧残殊甚,断裂破损了十一幅,完好者仅存八幅,寺僧移嵌殿壁,以资保存,供人观赏。

  寺内所存其他书法碑刻、木刻作品,诸如木刻经板《图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普贤行愿品》和《海印老子年谱》,石刻《西方三贤接引图》,唐书法家颜真卿隶书木匾“■关”二字,唐代石刻“■”字等亦很精善,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民国犹存。

  “华严海藏出诸天,流血书经有后先。无量化身来护法,珍藏石室万千年。”虽然普超早已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但他那种为自己所笃信和热爱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光鉴后人的。这种精神将与血经同存,共名山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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