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投身寺院，是唐宋时期庐山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墨客或迫于时世艰险，投迹寺院寻求精神寄托，或入仕维艰，遁入寺庙走“终南捷径”，或畅游庐山，寄宿寺宇，与高僧名释谈禅论政，闻风附雅。仅管他们与庐山寺僧交往的意图不尽相同，但最终都与庐山寺院和僧徒结下了不解因缘，建立了难以割舍的联系和深厚的情谊。白居易寄存文集于东林寺，李渤延请智常主锡栖贤寺，李常藏书万卷于白石庵，无一不是这一亲密关系的反映。而寺院和山僧也藉此联系尽力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宋僧居讷借重大文豪欧阳修而推重当时，圆通寺仰仗文学世家苏轼父子而名重天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圆通寺，原名崇胜寺，宋乾德二年(964年)南唐后主李煜在黄石崖辟地所建。据说辟地建寺之日，在地下掘得一尊观音金像，李后主以为吉祥之兆，因观音别号圆通，遂赐寺改名圆通，移建于石耳峰下。

　　圆通寺本是浔阳侯氏之居。寺前旧有侯溪和侯溪桥，都是以侯氏名之，可惜桥毁溪绝，不复存在。李后主移寺于此后取为功德院，成为寺之一部分。寺面对石耳峰，背靠五老峰，东依莲社，南邻栗里，殿前侯溪缓流，院后清溪欢淌，“山碧而窈，水细而深，林茂而翠”，景色佳丽。地近江州至洪州(今南昌)的驿道，地理位置极佳，交通便达，素为游人云集之区。寺建成后缘德来此住锡，借佳景和便利交通，很快便香火称盛，成为邑之名刹。

　　缘德，俗姓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禅宗青原九世法嗣，幼出家天台山天龙寺，拜道怤禅师习禅法。寻往江南，李后主器重其才学，别构罗汉院供其居。他嫌京城喧杂，爱庐山清幽，苦求入山。适逢圆通寺初成，住持尚缺，李煜遂命其往寺栖住。自此，缘德长主圆通，直到宋开宝中期(968~976年)灭寂。

　　缘德住持圆通寺时，正值北宋与南唐交兵，到处干戈不息，战火不断，江州和庐山都遭到了很大破坏。面对兵燹，缘德以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胆气苦苦支撑寺庙，使寺幸免于难，安好无虞。后继者念其功德‘夸大其辞，附会传言，杜撰神奇，大肆张扬其事。

　　据说，宋将曹翰将兵大举南下占领江州后，“以兵入寺”，威慑缘德，想迫之就范。但缘德毫不为惧，稳坐禅室，闭目沉思，全不把曹翰放在眼里。曹翰见状，大为恼怒，暴喝道:“汝知有杀人不眨眼将军乎?”缘德沉着反诘:“若亦知有不畏死和尚耶?”曹翰闻言，对缘德不卑不亢、临死不惧的禅定之功叹服不止。寻即态度一改，毕恭毕敬向缘德请教起攻取之法来。缘德不愿俯从，以“弘法度生则尝闻之矣，攻取之事末之学也”之语断言回绝。曹翰益加佩服，下山后告知宋太祖。太祖闻后，对缘德威武不屈之性大加赞赏，当即下诏赐之号道济禅师，额寺曰“圆通崇胜禅寺”。这便是缘德镇定护寺宇的故事。此事与宁波栖心寺和尚心境事大相径庭，颇多雷同。其实，曹翰南改江州发生在宋开宝末年，此时缘德已故去，根本无缘与曹翰对质，《高僧传·缘德》亦未载此事。后人附会夸大，不过是借尸还魂，故弄玄虚，以抬高圆通寺的声名和地位罢了。不过缘德倒确实为圆通寺的振兴付出了很大心血。

　　缘德博学能诗，长于绘画，这或许就是他为擅长词令的李后主器重的原因。他一生“服用熟苇，袴襪”。清苦简约，勤俭持寺，使圆通寺“供亿诸禅倡，厨无匮乏”。

　　缘德的成功与南康和宋初统治者的支持、关心是分不开的。李煜在构建圆通寺后，经常予以赏赐，大臣宋齐丘向缘德“礼以师道”，亦不断给予寺以实际帮助。及北宋灭南唐后，宋太祖进一步抬高圆通寺地位，赐寺名“圆通崇胜禅寺”，使之一跃成为一方丛林。到宋仁宗时(1023~1063年在位)朝廷召请高僧居讷住持该寺后，寺得到进一步发展，声名重天下。

　　居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禅宗青原十世法嗣，云门宗。游庐山，栖住归宗寺。仁宗时迁任圆通寺住持。禅学精深，尤善《华严经》。一生淡泊名利，超然物外。据史载，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派“银珰小吏以绿绨尺书召”居讷住持东京(今河南开封)孝慈寺。但他称疾不出，转荐庐山另一高僧大觉怀琏应召入京。门徒对他此举大惑不解，问其何故。他淡然笑答:“学道贵知足，守淡泊。若以声利自累，何厌之有。”大有前任住持缘德的遗风余泽。

　　居讷是一个遁入空门的读书人，善诗能文，颇有见识，在庐山僧众中声望很高。宋代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他进行过接触，在一起诗词酬酢，谈禅论政。其中宋代大文豪、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欧阳修与居讷交往之事最为动人，被传为一时佳话，为后人津津乐道。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23岁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积极倡导“古文运动”，是北宋文坛领袖人物。注意奖掖后进，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过他的指点和提拔，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他博学多能，尤擅散文和诗词，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在政治上重革新，遭守旧势力排挤、打击，多次遭到贬谪，郁郁不得志。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欧阳修母亲病逝南京，他护母灵柩归葬故乡江西永丰县。旋即归还任所，途经江州，顺道到庐山南麓的南康(今星子)落星湾看望同年老友，栖隐于此的刘涣，并就近登游庐山。

　　欧阳修一上庐山，就被庐山高耸千仞、深浑幽邃的磅礴气势和壮伟风光所激荡，挥毫写就被黄庭坚誉为“庐山之美，既备于欧阳文忠公之诗，中朝士大夫读之慨然”的骚体格调诗一一《庐山高歌赠刘凝之》。这首诗虽名为题赠之作，但既颂刘凝之的高节，又赞庐山的气派，更喻自己的感伤，实为一篇感物喻人、意味深长的佳作，历来为人们所赞佩和欣赏。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王守仁在庐山手书此诗寄存天池寺。7年后，户部主事寇天舆和九江兵备副使何棐又在庐山九十九盘古道上建起以“庐山高”命名的石坊，并将王守仁手书《庐山高》镌刻石坊一侧的石壁，以作永久纪念。

　　欧阳修此次登山，特意到圆通寺拜访了世外高僧居讷禅师。当时，两人白天相伴出游，入夜对坐清凉亭，谈禅论道，通宵达旦，毫无倦意。欧阳修原先对佛学持怀疑态度，“尝恶其学幻”，到圆通寺只是想见识一下居讷的学识和人品。但经此长谈后，他对佛学的态度大为改观，对居讷的精深禅学和非凡谈吐惊服不已，叹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为感谢居讷的赐教，欧阳修临别前赋诗相赠:“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而居讷对欧阳修的才识和胸襟也极为感佩，在欧阳修离山后特地把二人座谈的清凉亭加以整修扩置，更名夜话亭，作为永久纪念。元僧崇裕住持圆通寺时重修该亭，移置于方丈之东，欧阳元作《夜话亭》诗和序记其事。序中记道:“窗牗玲珑，日霭紫烟之瑞。栏杆屈曲，多留明月之情。宝纲云台簇簇，摩尼幢盖重重。色相同天上楼台，钟磬接云间管籥。迥绝纤暇，眇白了之往。光含万舄，时多朱履之游。”当时夜话亭之布局、结构和影响可见一斑。

　　自欧阳修与居讷夜话清凉亭后，圆通寺“名重海内，四方沙门多归之”，历代文人学士纷纷来寺，睹物思人，寻胜探幽。

　　居讷之后，宋僧慎、可迁、怀贤和白云端先后来圆通寺住持。这几位僧人不仅禅学高深，而且颇负文采。如怀贤工诗字，著有诗颂文集五卷；慎长老谙音律诗韵，与散文家苏轼和苏辙常和诗次韵。说到慎长老与苏氏兄弟的诗交，还有一段奇妙的插曲。

　　元丰三年(1080年)，苏辙得罪朝廷权贵，被贬谪筠州(今江西高安)。夏六月，途经庐山游观圆通寺，与慎长老相谈甚欢。到筠州后，苏辙继续与慎长老保持联系，诗词往来，苏轼闻讯也加入了唱和之列。一次，苏辙的女婿曹焕从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苏轼处前往筠州看望岳父，临行前苏轼作一绝句叫他带给苏辙。曹焕路经庐山，特地到圆通寺将诗呈给慎长老。慎长老欣然展示，即兴占一绝句:“东轩长老未相逢，已见黄州一信通。何必扬眉资梵云，须知千里事同风。”以和苏轼诗韵。尔后送曹焕上路，“入室跌坐以化”。苏辙在筠州闻知此事，乃作二绝，分答苏轼和慎长老。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第一次登游庐山，去圆通寺看望，始见到慎长老和诗，睹物思人，感慨万千，遂信笔追次慎筠，和诗一首:“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到处觅穷通。偶留一诀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窍风。”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圆通寺是苏轼父亲苏洵以前经常游观的地方，并在这里结交了几位世外高僧，感情至深。苏轼兄弟每每住宿圆通寺，看望父亲旧友，与他们谈文论诗，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领略父亲遗风，了却父亲的心愿，所以他们每到圆通寺，必去父亲旧游处凭吊一番。元丰七年四月二十四号晚，苏轼第一次上庐山，特意选在乃父忌日的前一天赶到圆通寺住宿，与寺中长老共忆父亲往事，追祭父亲亡灵，并按佛教礼节在一种形状如伞的礼品——“盖”上题写了《宝积献盖颂佛》一偈，赠送给寺之住持可迁禅师。偈中写道:“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袖里宝书犹未出，梦中飞盖已先传。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见仙。”

　　苏轼数登庐山，短则二三日，长时十数日，不仅投宿圆通寺，而且还到过庐山许多名刹游观。他初入庐山时就被平生所未见的山谷奇秀所深深吸引，徜徉各处名胜，目不暇接，一时不知如何着笔，“发意不欲作诗”。但山中僧侣的盛情和荟萃的名胜古迹却使他不能自禁，产生了“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永难摹”的创作冲动和报答僧友灵山的念头，最终还是提笔写下了大量赞美和歌咏庐山奇光异景和充满哲理的诗文，其中《题西林壁》一诗最是著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传诵着、吟咏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常往来于圆通寺，与寺中几代长老都有很深的私交，为圆通寺声名的远播起了很大作用。寺僧感其恩德，忆之旧情，为苏氏父子立了一座一翁二季亭。后来亭废，崇裕禅师重构苏亭，立于方丈西边，办遭毁。关于设亭之事，有学者认为是居衲禅师因与苏氏父子诗词交往而筑的，此说不确。据史载，居讷卒于开宝中(968~976年)，而苏辙始游庐山却是在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更晚至元丰七年才到庐山，他们之间根本无缘交往，更谈不上筑亭纪念。不过，居讷与苏洵有交往倒是事实，苏轼在《过圆通寺诗并序》中给予了肯定:“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识先君。”但立亭并非现实，否则苏轼兄弟几度来寺不会不提及此亭。

　　北宋一代，在居讷和他之后几代住持持志不懈的努力和宋代朝廷及文人学士的关心支持下，圆通寺达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这时，寺院殿堂繁复，楼阁鼎峙，重栏复廊，亭塔散置，宏伟壮观甲于山北，可与“壮丽甲于山南诸刹”的归宗寺相比美争雄。并且土产丰厚，水田广腴，收入可观，“岁入倍之”。当圆机住持该寺时，寺田多达数万亩，仅瓦子渡一处一年收粮就有三百八十石，是当时庐山首屈一指的富足大寺，谌与“万僧之居”的东林寺相匹敌抗衡。

　　进入南宋以后，庐山寺院遭到金兵、宋兵、李成和何世清二盗毁灭性打击，“焚荡无余”，圆通寺亦未能幸免。及朱熹知南康军，遍游庐山时，圆通寺残垣断碑，仅“门径竹木深邃为可观”。此后，洪武中(1368~1398年)僧道鋹、弘治中(1488~1505年)僧圆通和正德中(1506~1521年)僧明璇先后重建和整修，使圆通寺恢复了一些生气，招引了一些游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和三十二年(1553年)念庵先生罗洪先两度住宿寺中，“夜闻钟磬四发”，并向寺之住持石峰“问道济往躅及两亭故事”，对佛参礼，与石峰结下了交情。第二年(1554年)罗洪先游天池寺，石峰闻讯赶去与之见面，“持卷索诗”。罗洪先感慨系之，作数语题赠石峰。

　　清代以降，圆通寺屡废屡兴。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长江以北发生大水灾，灾民南下逃荒，一些人寄寓圆通寺，不慎遗火烧毁寺之前后佛殿。十八年(1838年)德化知县吴正纬帮助寺僧万槐募修前殿，二十三年(1843年)湖南督粮道李昭美又会同乡绅汤聘之等复建大殿和禅堂、斋堂、亭屋，并置库仓储积谷物八百余石以备荒欠，寺由此渐兴。但好景不长。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在九江与清军和湘军展开拉锯战，寺处重要交通孔道，为双方争夺要点，战事格外激烈，很快便在四月初十被摧毁无余，仅存荒址，一蹶不振。同治十年(1871年)僧西来来寺住持，虽募建起殿堂，但简陋卑小，寺之规模不及旧寺的十分之一。殿侧供奉圆通肇基者道济禅师像的小屋也是香火寥寥，冷冷清清。到民国时仅存寺屋数椽。

　　圆通寺在历史上有一段辉煌的时期，曾立存于寺的铁钟和普通亭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普通亭，立于寺西小山坡上，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盖建。因据传寺僧圆寂后都火葬于此，当地人俗称化骨亭。亭高8尺，内方6尺，呈八角形。梁、顶和角全用麻石，石上雕刻着精致花纹和苍劲书法。整座亭飞翼舒展，稳健坚固，精巧大方，具有很高建筑水平和艺术欣赏价值。历八百多年而不坠，是寺中著名古迹之一。后坍圮无存。

　　铁钟是从上方塔院移置寺里的，系明宣德元年(1426年)所铸，上刻文字二百。民国吴宗慈游寺时尚观览并记之，今不知去向。

　　圆通寺在庐山诸多名刹中历史并不占优，但它却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跻身庐山四大丛林，成为“欲观一切法，来叩八关斋。渐觉忘言好，探游愧咏怀”的一时巨刹。对此欧阳元在《夜话亭序》中说得很中肯:“圆通梵刹，乃海内祗园；夜话山亭，实匡庐名迹。”究其原因，应归于宋廷的重视扶持，文人的推波助澜和高僧的殚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