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强

　　大官寺鼎出土时场景

　　在佛教传进中国之前，“寺”的通常意思是官署，与寺院毫无关系。《说文解字》云：“寺，治也，官舍也。”如“太常寺”，是古代掌管宗庙礼仪的官署；“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负责帝王膳食、祭品等事务的官员叫“大官”（又作“太官”，“大”、“太”二字古代相通），其所在官署，秦汉时称为“大官寺”，设有令、丞等职位，隶属于少府。“大官令”的俸禄是“六百石，掌鼎姐撰具。”（《汉旧仪补遗》）。“大官令”下设多位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大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如西汉名将陈汤，年轻时“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汉书·陈汤传》），即担任接受、管理各地进献皇宫食品的官员。北魏时“大官”执掌百官的膳食供应，隶属于光禄卿。北齐、隋、唐等朝代因袭这种制度。宋代以后，皇帝膳食归尚食局，“大官”只掌管祭物。明代设立“大官署”，执掌宫中膳食、祭品、节令宴席及蕃使宴犒等事务。“大官署”内置署正一人，从六品；署丞四人，从七品；监事四人，从八品。清代宫中膳食享宴等事谊分工精细，统属于光禄寺，内设“大官”、“珍羞”、“良酝”和“掌醢”四署，“大官署”只负责采供豕物、蔬菜，同时祭祀、筵宴及殿试所需使用的餐具、桌椅等用品也归大官署管理安排。由此可见，从秦汉时的“大官寺”，到明清时的“大官署”，我国古代的“大官制度”一直没有中断，与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相始终。

　　考古出土的各种实物也印证了典籍的记载。如陕西咸阳博物馆藏有一个铜盉，上有“大官四斗半”铭文，表明这是秦国的宫中用品。汉景帝阳陵东侧第16号随葬墓中，曾经出土一枚鼻钮铜印，印文为“大官之印”（《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版）。16号墓墓主人是汉景帝宫中负责膳食事务的官员，死后又追随景帝而去。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中出土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这是隋代宫中用物。汉代诸侯国的官制与朝廷相似，诸侯国也设有负责王室成员膳食等事务的大官。如1978年，在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中出土了一件铜鼎，上面刻有“齐大官”铭文，可见齐王室亦设有大官。再如1968年5月，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楚大官”铭文，表明这些铜器来自以徐州为都城的楚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国中设有“大官”，在器具上勒铭记时前面通常要加注国名，以示与朝廷中的“大官”有别。

　　根据以上的分析，盱眙大云山汉墓出土的“大官寺鼎”的来历也就十分明朗了：要么来自西汉皇宫，要么来自西汉诸侯王王府。由于没有注明是哪个诸侯国的，可见它只可能来自长安宫廷，是西汉皇家的专用烹饪器具，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同时又是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是权力和富贵的象征。这为我们考定大云山汉墓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物证。大云山汉墓采用黄肠题凑、玉棺和金缕玉衣，这是汉代最高规格的墓葬，其随葬品也极为丰富、奢华，可见墓主身份不寻常，必为诸侯王或者皇亲国戚。笔者已著文，认为1号墓墓主是第三代堂邑侯陈午，其女儿陈阿娇是汉武帝的皇后，其子陈融为封地一万五千户（丞相萧何的封地只有八千户）的隆虑侯。其妻馆陶公主是汉文帝和窦太后特别宠爱的独生女，长期生活于西汉宫廷中。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前留下遗嘱，将东宫全部财产赠送给馆陶公主，因此，陈午家完全有财力营造如此豪华奢侈的大墓，墓中出现西汉皇家的专用物品“大官寺鼎”也就不难理解了。

　　2010年7月，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中出土了带有“大官寺鼎”铭文的铜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兴趣。

　　何为“大官寺”？“大官寺鼎”来自何处？“大官寺鼎”隐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