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的梵天寺，与梵天寺经幢相比，知道的人就少了。梵天寺遗址一直被喧“宾”夺了“主”，隐在经幢西面的墙内。访古者到此，总是忽略了寺庙的遗址，因为，那匾牌上写的，是某部队的幼儿园。

　　梵天寺，背倚凤凰山。站在寺院的地基上，东望，如果忽略了现代的建筑，不到一千米的直线距离，就是钱塘江。这么算来，当年的梵天寺，离江就更近了。试想吴越肃王钱镠射潮筑堤，几乎就是在寺的前面。可想当年钱镠选择这寺址的道理：上八府的帆船从钱塘江的上游顺流而来，远远地，就看见它巍然的宝刹与云蒸霞蔚的香火。

　　现在，我们从某某幼儿园的大门走进去，昔日的梵天寺大殿，仍在高高的台基上。没了雕栏玉砌，也没了寺庙旧有的橘黄，却仍有殿宇的正大光明，以及巍峨高耸的气度。现在留存的建筑，据说是昔日梵天寺的最后一进大殿。所以，在这建筑的前面，一直到经幢，可以想象得出，当年梵天寺的规模。

　　2200年前，古印度摩揭陀国的阿育王息战弘佛，东南亚诸国人民深得和平安康的福祉。于是，悲极生乐，佛教一时盛传。传到了中国，传到了浙江，也就有了宁波的阿育王寺。

　　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笃信佛教的吴越王钱锣派出使者前往宁波阿育王寺，迎来了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为了安放这佛的真身，钱缪在都城的南面，也就是现在梵天寺的方位，造了南塔。有了与佛相缘的南塔，也就有了南塔寺(见北宋范垌、林禹《吴越备史》卷一)。

　　有关南塔的建造，也有一段故事，倒也被列入了建筑的典范。宋人沈括(公元1031—1095年)，曾在《梦溪笔谈》中说道：“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木塔(即南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塔动如初。无可奈何，密其妻见喻皓之妻，贿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日：‘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服其精炼。”

　　这一段译成白话，说的是南塔刚建好，钱镠前来视察，登走上去，走了两三层，塔在晃动。匠师说：没有盖瓦，上头太轻的缘故。等到木塔建成，瓦盖好，人走上塔去仍有晃动。匠师想不出好办法，只好派妻子暗暗去求教当时著名的建造匠喻皓，走的是夫人路线加送礼。于是，喻皓教他，每一层所钉的木地板，要与四面的墙身组成一个箱子式的结构体。这样，就达到了“六幕相联如胠箧”的作用。

　　“六幕”是古法的“立方”之说；“胠箧”是开启箱子的意思。沈括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南塔的建造道理，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人文传奇。

　　南塔大概没有装避雷的设置，41年后，也就是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遭雷击起了大火。当时有一个僧人，穿进火海中登塔捧出了释迦牟尼的舍利金匣(金涂塔)，僧人为此多处被烧伤，这也是一段佳话。8年后，南塔修复，释迦牟尼的舍利又被迎归。

　　北宋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南塔寺改名为梵天寺。

　　苏东坡两次主政杭州(公元1037—1101年)，他是梵天寺的常客。“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这是苏东坡第一次任杭州通判时留下的诗句，虽不着一笔寺宇的巍巍，却让人看出当年梵天寺香客云集、烟云缭绕、钟鼎不绝的盛景。大手笔。

　　另一首是《寒食游南塔寺寂照堂》。写这首诗，是苏东坡第二次主政杭州，南塔寺早已改称了梵天寺，但苏东坡还是怀旧。这一天，苏东坡进了梵天寺，物是人非，每一个从他前面走过的和尚，居然都是生面孔。苏东坡感慨得很，在墙上挥笔写道：我在十五年前手持木头拐杖，穿了草鞋(“杖藜芒履”)，经常往返南山、北山之间，这里的鱼鸟虫草，哪一个不认识我？何况人啊。现在，我进这寺，连和尚都成生人了，“怆恨”啊。

　　史载，苏东坡第一次主政杭州时，这个极愿意同和尚打交道的一州之长，发现寺庙的主持都是自己在培养接班人(“自袭”)，最长的已经有“七代之久”，弊端相当大。苏东坡提出了改革，由官府出榜聘请“十方高僧”参与竞争。这一招好是好了，没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连和尚也是如此。好在苏东坡留给我们的只是文学的艺术，艺术只有美丑，只有冥思。

　　南宋时，南塔寺虽然早已经改名为梵天寺，但南塔依然存在(见《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六)。南宋灭亡，南塔虽然逃脱了杨琏真伽对皇城的毁灭性破坏，但最后还是毁在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战乱之中。

　　在中国，历朝历代，战乱一起，首当其冲的几乎是佛堂寺宇；一旦世道安定，首先恢复的，也是劝人从善蹈矩的佛教。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梵天寺重建。

　　清兵入关，又是一个大乱。这一次，寺庙倒是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但佛事活动停了下来。直到康熙年间，皇帝一圣明，佛事就多了。那时候，杭州来了一个叫省庵实贤的法师，是莲宗的第十一祖。先住在现在浙江大学湖滨校区的龙兴寺，后住在现在仙林苑社区的仙林寺。每一次讲经法会，听众几乎是座无虚席，很有一点后人带功演讲的意思。于是，杭城的商绅名流出面，干脆请他长住梵天寺，举行经常性讲经。这一讲，一直讲到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省庵实贤49岁，圆寂辞世。

　　从那以后，梵天寺作为讲寺和省庵道场一直流传至今。据说，省庵实贤法师长期讲经，积累的经卷有上千，梵天寺的藏经楼也就成了佛教界的名地。咸丰年间，太平军两次到杭，寺、楼、经卷，被烧了一个精光，只剩下了两座搬不动的经幢。

　　清末，有一个杭州人叫施省之，当过江西道员，二品官员。清朝的官制沿袭明朝，凡是一省的按察司副使这一个级别的道员，最高也只有正四品。施省之能有二品冠带，好比现在的“少将团副”，虚衔。这也说明卖官鬻爵的晚清，官职何等的混乱。

　　不过，从后来施省之的经历来看，他倒不是一个庸人，曾出任清朝政府驻华盛顿使馆官员、驻纽约总领事，后来又调任湖北汉阳铁工厂提调。

　　清末的洋务运动起时，各地开办了不少的官办工厂，这也是后来国有企业的雏形。“提调”相当于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厂长，政府给你的只是管理权，没有经营权，远没有现在总经理的经营权限。不过，从官场到工业，施厂长干得还是不错。到了满清推翻，民国初起，他已经是陇海铁路局的局长了。

　　施省之笃信佛教，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他在印光法师的影响下，与其他佛教人士一起，发起了对梵天寺的修建。梵天寺的僧人，这时也有了三四十人。朝霞晚风，凤凰山下的晨钟暮鼓又响了起来。

　　在近代，梵天寺也曾名噪一时，这和一个叫摩尘的僧人有关。摩尘对佛教的天台宗教法相当有研究，在当时的佛教界中，名望很大。据说，社会上层人士从他皈依佛教的信徒有十多万，遍及国内及东南亚(见《杭州佛教史》香港百通出版社2000年版)。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摩尘来到杭州，在梵天寺办了一个天台宗佛学院，招了三十多个学员，学习时间长达五年。摩尘自任讲师，一直到抗战爆发，天台宗佛学院才中止。后来，这些学员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不少人都成了近代的名僧。

　　梵天寺，从省庵实贤法师到摩尘讲师的讲经，也为后人留下了“梵天讲寺”的名声。我在《梵天寺经幢》一文中讲到2006年的冬天，山东来了十三个和尚，僧袍袈裟，敲着木鱼铜磬，口颂佛经，沿着经幢，恭恭敬敬地走了三圈。也能看出，梵天寺在当代的佛教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55年前，梵天寺还是存在的，当时仍有僧人25人。现在，梵天寺遗留下的古迹，除了经幢，还有幼儿园内原大殿中自石做成的木柱础石，以及吴越时期八井之一的灵鳗井。据前几年的报纸说，灵鳗井仍然保留在某一民宅院内，水清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