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寺是镶嵌在淮东胜境琅琊山上的一颗明珠，历久而弥新。作为一个建筑群，儒、道、释、回皆有印迹，兴废的更选，折射了1700余年时光的沧桑，走进古刹，便愈见其历史的灵光。

　　兴废之史。追溯琅琊山上建筑和宗教的历史，不能不从琅琊山山名说起，“晋元帝初封琅琊（王），远避索虏（匈奴），龙潜于此，因得名”。

　　道教在琅琊山的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先于佛教的传播，东晋时曾有道士隐居山岩，建有玉皇殿（今无梁殿旧址），这大概与东晋时盛行道教相关，古玉皇殿座北面南，其后历朝历代琅琊寺其它建筑都是以玉皇殿为中心而逐步发展的，因为皇权至上，这也是琅琊寺座西向东不同于其它佛教寺庙门向之因。古玉皇殿毁于战火，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玉皇殿乃元代重建，因整幢建筑不施梁木，俗称无梁殿。即便如此，它也是琅琊山上最古老的建筑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琅琊古寺，一千多年来已经经历了五次废圯，六次重建。始建于唐大历六年（771年），唐太子庶子李幼卿任淮南路刺史时，命法琛禅师所建，代宗李豫赐名“宝应寺”。崔佑甫撰《宝应寺碑》。后周星德年间寺毁，刺史王著重建。北宋乾德二年，滁州知州胡琉奉宋太祖命，令寺僧德嵩重建寺院。太平兴国三年，宋太宗为寺院御赐匾额，易名“开化禅寺”。元末毁于兵燹。明代洪武六年，寺僧绍宁与无为禅师在故址再次进行重建，后毁。清代嘉庆年间，僧皓清律师进行重建和扩建，并将寺名更为“开化律寺”。太平天国时期，该寺又因战火被毁。现存建筑，绝大部分是1904年后由住持僧达修律师重新修建。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殿宇又遭破坏，文革时也有冲击，1977年成立琅琊山管理处至今，国家拨给专款进行修复，近年重修了山门和钟楼，面貌焕然一新。这是有记载的第六次重修了。

　　建筑概况。寺内现有建筑首推大雄宝殿，殿居寺院中央，正殿五间，以合抱粗的栋木为柱，气势雄伟，梁柱、据口雕龙刻花，殿前花木扶疏，殿后墙壁嵌有十五块石刻，保存较完整。殿内正面塑有佛祖如来和两弟子伽叶、阿难之像，背后是海岛观音，再后是文殊、普贤之塑，南北排列“十八罗汉”群像。殿门下部镶有“二十四孝”浮雕。

　　藏经楼在大雄宝殿的后面，筑在半山腰，凌于大雄宝殿之上，专为收藏文典所用。正门高阔宏伟，前有一道石墙，中有一圆形大门，嵌以扇格形花墙，门额上刻写着“三藏玄枢”四个大字，其上有门楼，显得森严庄重。念佛楼位于藏经楼右侧，自成一院，为僧人念经住宿之所。

　　新修山门和钟楼巍为壮观，石阶上三十六朵莲花隐喻佛祖开悟前三十六个年轮，出淤泥而不染。韦驮殿，明月观、亦各有丰采。

　　大雄宝殿南侧之祗园内，苍松丹桂满园，峭壁石刻高耸入云。尤以中山松最为著名，相传孙中山先生落葬南京紫金山之日，寺僧达修作为当时高僧大德之一受邀赴宁参加超度法事，当日中山陵遍植雪松，达修获宋庆龄手赠一株携来栽植，如今已然挺拔入云，诚寺中一段佳话。祗园内悟经堂、翠微亭、酴醾轩也各有来历。

　　经大雄宝殿北侧可见雪鸿洞，明月观、三友亭、濯缨泉、地藏殿、揽秀堂等诸多景致，也皆风雅可爱。

　　帝王之缘。琅琊山“晋王封，因以名山”今古皆知，只不过是它的第一次帝王之缘。据载，公元771年春三月，滁州刺史李幼卿与法琛禅师绘制了建寺的草图呈报朝庭批复，并请命寺名。一天夜间，代宗“梦游一山寺，形胜制度隐然在心”。第二天早朝时，龙案上一幅上呈的图画与梦境中的山寺仿佛相像。于是代宗欣然提笔批赐了“宝应寺”三字，这就是琅琊古寺的第一个皇帝御赐的名称。

　　“宝应”二字有两重意思。一是指该寺的兴建与皇帝做梦的巧合；二是代宗即位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宝应”。在那极其讲究“避讳”的封建时代里，把皇家的年号赐作寺名，实在是莫大的恩赏。由此可见，当年的宝应寺由于皇帝的恩宠，地位必定非同一般。

　　到了宋朝初期，太祖下令重建琅琊寺之后，又特令在琅琊寺建造了一座御书阁，以收藏“累朝御书”。太宗、真宗、仁宗都把自己的书籍收藏于琅琊寺的御书阁内，并赐名为开化禅寺，并把太祖画像遗容奉安于此，目的是纪念他在滁州清流关大战，消灭南唐守军15万，奠定大宋基业的丰功伟绩。由此可见琅琊寺在宋代还一度充当了皇家藏书馆的作用，从千里之遥的京城开封专程运送皇家图书来滁珍藏，不能不说是琅琊寺的莫大荣幸。

　　琅琊寺在建筑风格上兼具南北两种建筑风格，庙门、院墙及寺外各建筑采用红墙、拱门，有北方皇家陵园建筑风格。但寺内有明月观、山门、藏经楼等建筑则采用粉墙、细木柱、鹅颈椅、漏窗、小青瓦屋等江南古典园林建筑处理手法，十分独特。

　　佛教圣地。琅琊寺作为全国二十四座重点佛教寺庙之一，今天看来，琅琊寺其地不广，供佛不多，如何能位列其中呢？想必有其佛家渊源。

　　琅琊寺宗教流派以禅、律二宗为主，间有华严宗和净土宗。琅琊寺在唐代初建之时，即为禅宗道场。宋仁宗时，慧觉禅师住持开化禅寺，前来参学、寓席的僧众最多时达500之众。当时慧觉与雪窦寺（在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县）明觉法师同时说法布道，四方皆称为“二甘露门”。这也是佛教禅宗在滁州最鼎盛的时期。

　　宋代元丰四年，僧净果住持开化禅寺，因净果率寺僧日诵《华严经》，远近信向，时人称师为“果华严”，其时，琅琊寺已实际变为华严宗。元代以后，禅宗在滁州逐渐衰退，明、清时期净土宗在滁州民间广为流布，琅琊寺受其影响，一度演变为净土宗。

　　清代嘉庆年间，僧皓清来寺，募缘重建，因所传为律宗，故改“开化禅寺”为“开化律寺”，从而划禅、律两宗在琅琊寺传习之界。皓清律师传南山律宗，并开坛放戒，僧众多时达800余众。

　　盖闻“菩萨转轮生生世世，如来说法万万恒沙”。仿佛为了印证佛家轮回之说，琅琊寺有两个与“二生”相关的逸事。一个说的是中兴琅琊寺禅宗的慧觉禅师。禅师乃西洛人氏，“父为衡阳太守，因疾倾丧。师扶梓归洛，过澧阳药山古刹，宛若夙居。缘此出家，游方参问，得法汾阳，应缘滁水（《五灯会元》节录）”。一个说的是接任欧阳修来滁任郡守的宋代有名的佛教居士张方平的故事。庆历八年，郡守游寺，在房梁上“得经函，函有书，写愣伽经半披。玩久，忽悟前身故僧也，写未竞逝。”后来，张方平续写后半部，“书法宛然不殊”，号《二生经》。此《二生经》后传苏轼，苏轼作序并书刻于浮玉山龙游寺（即今镇江金山寺旧址）中，当年，张方平令寺僧建“悟经堂”。明代重建，焦竝作《悟经台记》以叙其事，这个典故广传于佛教经典书籍之中。现在明月观前的一幅对联“望之蔚然有千年明月梅花佛国都成空色相，飘乎到此作一日闲云野鹤名山小结旧姻缘”中的下联说得正是这个典故。悟经堂亦即今日祗园内向南山坡上的一幢五间七盈构式的小平房，现俗称念佛堂。

　　琅琊寺的藏经楼内相传早年藏有一部珍贵的贝叶经，现一楼改为千佛殿，陈列着缅甸国赠送的一千多尊玉石佛像，堪称国内罕见，亦足以弥补寺院原有千佛塔久废的遗憾。还有曾被称为琅琊胜景的四十九座舍利塔，宋神宗熙宁元年，僧崇定得佛舍利六百枚，于琅琊山路之隅凿山聚石，建塔49座，用以供奉。熙宁三年，滁州知州贾易作有《舍利塔记》，个别塔基遗址在今琅琊古道草丛之中仍可觅见。

　　说起名寺，不能不说说布道的高僧，住持琅琊寺之历代高僧如法琛、慧觉、智仙、净果、文玺、皓清、达修等一次次中兴了古寺，且有多僧记载于佛教典籍《五灯会元》之中。其间，饶有趣味的是明崇祯年间，有一来自西土梵僧，在琅琊山开化禅寺雪鸿洞中修禅6年，题有“丙子面壁处”字样，后人相传，乃达摩转世，也算是古刹中又一件逸事了。

　　碑刻览要。琅琊山上碑刻众多，尤以琅琊寺景区为最，而寺中史证最早石刻乃建寺之初，由“笔虎”之称的著名书法家李阳冰所篆庶子泉铭，世人奉为珍室，已失。后张忆又书庶子泉三字碑，断卧泉下。明嘉靖年间莆田郑大同来游，书“濯缨”二字于泉壁，故后人亦称此泉为濯缨泉。

　　寺周现存碑刻当数无梁殿东南山径旁，三块唐代摩崖石刻为珍，三块石刻乃曾任滁州刺史的李幼卿、皇甫曾和宦游滁州的柳遂所遗，世称三唐碑，省内称奇。

　　嵌于大雄宝殿后壁的唐吴道子绘观音像石刻和明代杨大化敬勒其子杨桂秋所书的《金刚经》塔形碑当为镇寺珍品。同在殿后的明朱廷立《揽秀亭记》碑、明胡杰《三友亭记》碑，也弥足珍贵。

　　寺周摩崖石刻中，宋辛弃疾石刻位于清风亭后，宋杜符卿石刻位于归云洞内，明黄廷用石刻位于院门外南侧石壁，达修石刻位于雪鸿洞内，亦各有风姿。此外，清风亭后尚留有一石窟，内有石刻佛像的痕迹，佛像已被人斫去，因年代久远，不知何年所刻，这当是作家方令孺笔下提到的摩诃崖了，只是不知当年的小和尚是否真得白日飞升成仙或是成佛去了。

　　祗园之内民国摩崖碑刻群，甚为壮观，当为后世景仰。民国四碑尤为称最。一为“心即是佛”碑，作者不详，所述乃琅琊寺禅流初宗之禅宗要旨；二为“南无阿弥陀佛”碑，占壁最巨，所述乃琅琊寺禅流之净土宗要旨，此碑乃林则徐曾孙、曾任民国最高法院院长的林翔所题；其三为“江山留胜迹”，野老相传为蒋介石所题；其四为“云山之友”，野老相传为戴季陶手书。另外，还有三块碑也各有其韵。

　　林泉之思。琅琊寺内儒、道、释、回相融共生，释、道二教自不必说，回教（伊斯兰教）一说印证在无梁殿拱门门额之上。而儒家之道则比比皆是，寺内之濯缨石刻、三友亭、原有的宦迹烟霞堂当为明证。

　　漫步寺周，可见石屏路和生于路侧之石上松，植年无考，世称六朝松，松旁有一巨石，乃古拜经台所在。洞有雪鸿、归云二洞称最，尤以雪鸿洞为显，明太仆寺寺丞宋大斗曾在洞内研读易经，西来番僧于洞内参禅，更为此洞添上传奇色彩。门有三天门之壮，溪有琅琊溪之清，塔有皓清塔之巍，井有大历井之甘，亭何其多，泉何其多，遗存遍布，不一而论，惶惶然成大观也。

　　“瘦石皴云一径通，翠微环合见禅宫。峰峦郁密泉声上，楼殿参差树色中”。游人代有不同，古刹依然从容，从容在它的佛理禅机，从容在它的博大和谐，从容在它的源远流长，更从容在世间的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