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云征

　　柏乡县出土了一批古代石刻佛像文物。一座被历史风尘淹没了千年的古迹被揭开了冰山一角。

　　据柏乡县旧志记载“崇光寺在县城东街，旧有明正统崇光寺碑记。碑记云，有古石佛穹然而高，左臂破裂。旧有石幢系开元二十五年建，作八棱形，周围皆刻陀罗被经，风剥雨蚀，残阙仅存百余字尚可辩识，书法最精最古”。

　　面，至正德时期明代佛教达到了鼎盛。根据这次出土资料显示，“宗圣寺”创自北魏，历东魏、北齐、隋、唐五个历史时期，文化连续传承。如此悠久的佛教寺院，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应该非同凡响。所以“宗圣寺”深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时繁荣的经济形势应是事成敕赐“崇光寺”额的重要原因。

　　崇光寺佛陀历遭两难

　　柏乡“崇光寺”出土石佛造像残块二百余块，残损之严重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一躯高不盈尺的造像竟残断数块，主要部位五官面容成为重灾区。对一些躯体相对较大，雕琢手法富有夸张、艺术魅力突出的人物造形极具仇恨破坏之能事，泱泱百躯无一能拼接，无一完整者，令人惋惜。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应与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事件有着密切关系 。

　　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424-451）,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阶段。南北朝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乱割据，使百姓在遭受颠沛流离后于贫困中寻求新的期盼与追求，士大夫们也在惊恐中渴望探索新的治国方略。这时传入中国不久的外来佛教文化思想正迎合了人们的追求方向，所以这种虚幻的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迅速传播开来。由于田地分配制度的混乱和朝廷无度放纵寺院经济的发展，使这种崇佛运动在北方地区迅速形成一种强大势力。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设宅为寺、立山为窟，佛陀偶像穷资雕造。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严重影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使社会矛盾不断升级，也直接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于是太武帝于446年2月2日下诏“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满门抄斩”。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灭佛运动，寺庙折毁、僧侣服役、偶像捣毁，给佛教传入东土后出现的第一个佛教文化高峰以极大的创伤。柏乡出土的这批造像中最早的一躯是雕琢于北魏正平二年，即太武帝执政最后一年，根据时段推测这次灭佛运动不会殃及柏乡佛像。

　　第二次灭佛运动是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时期。通鉴柏乡出土这批造像没有发现北周铭记，但有数躯唐代之前的造像断裂处有钻孔修补接痕，应该是周武法难祸及这批造像后，僧侣们曾将上述残像经修补再继续使用所留下的时代痕迹。

　　第三次佛教法难是在唐武宗李炎时期即公元841—846年。这次灭佛运动，破坏程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举世空前，致使当时佛教势力遭到了灭顶之灾，以至其后很长时间佛教势力一蹶不振。柏乡这批造像应是在唐武宗会昌时期被彻底破坏的。经过这次最惨烈、最彻底毁灭后随即埋藏。柏乡这批佛陀历遭两次法难已无完体，面目全非。根据二号坑石造像埋藏地层关系及器物类比学考证可知，出土的石佛时代最晚的是晚唐时期的作品。所以二号坑出土石佛承载了北魏至晚唐四百年的历史文化信息

　　柏乡“崇光寺”出土的这批造像，体现出中国北朝至唐代后期佛教造像艺术的时代特征。每一件作品都以当代的艺术风格表现出博大精深的佛学文化思想。作品的每一举手投足、每一副面容表情、每组形象组合、每一款衣着形体都承载着深奥的佛学思想内容，足见作者深厚的文化修养与佛学生活基础。柏乡北魏时期这批造像所表现出的思想追求与艺术风格与山西大同石窟寺造像相吻合。带有明显的毽陀罗艺术与中亚地区佛像所特有的表现手法。应是明帝迁洛之前的作品。这批佛像虽残损严重，但从局部雕琢技法及形体线条和装饰手法可以看出时代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唐代之前的多“秀骨清像”，服装“褒衣博带”。魏时手法朴实、简洁、平静、永恒，安详，具有浓郁的生命气息。北齐造像形态拘谨，缺少动感，挺拔有余，衣纹方显“曹衣出水”之势。唐代作品愈见严谨、洗练，而质感强烈，体态丰腴，气势轩昂，极富世俗人性。

　　“崇光寺”及遗存造像，自始建至彻底损毁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魏正平二年（451）至唐会昌六年（846）历400年。这一阶段由造像铭文可知寺庙香火始终延续，尽管曾遭受周武灭佛运动的打击，但从其文化面貌来看未能断其连续传承，历史文脉清晰。这个时期是“崇光寺”最鼎盛阶段，从其造像数量及制作质量来看，当年一定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重要佛事场所。这一时期丰厚、卓越的文化背景为其之后“崇光寺”佛事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唐会昌法难之后，宋、元时期中原地区战争不断，柏乡亦深受其害。“崇光寺”这时处于历史最低谷阶段，在发掘中未见到这一时期的重要遗物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至明正统时期柏乡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佛事再起。“崇光寺”深厚的文化积淀得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高度重视，倂敕赐“崇光寺”名，这一阶段是“崇光寺”再现辉煌的第二阶段。出土的碑铭记述，这时“崇光寺”大兴土木修建殿堂，僧舍疱 湢无不备佛之像，饬以金壁光辉照耀焕然一新。在发掘清理中未见上述现象，可能是涉及发掘范围所限。

　　元末明初，柏乡地区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蹂躏，全县人口仅存一千五百余人。永乐二年，山西移民来到柏乡。外来的生产力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想。经济的复苏使正统时期全县人口已近四千人。这一时期，柏乡大量的肥沃土地得到复耕，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末万历时期，柏乡经济文化达到空前繁荣，全县人口增至一万五千余人。

　　古代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人口的迅速繁衍与增长，宗教寺院更是直接体现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载体。这一阶段，在柏乡县域二百多平方公里内新建较大规模寺院七座，另有多处古寺庙得以重修。这时的宗教活动能迅速蔓延基于两个社会原因。一是在社会大经济富盈下寺院经济得到进一步扩充。近年对上述七处明代寺院遗址调查发现，每处都有大型石雕造像及一定规模的庙宇建筑基址，充分显现出这一时期牢固的社会经济基础。二是“崇光寺”的文化背景和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当地迅速到来的崇佛运动的影响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尊明早期的真武大帝石造象，身着龙纹补服，腰饰玉带，手持佛法印，集官、佛、道三宗文化元素于一身，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宗教文化的世俗化与民族的包容性。

　　“崇光寺”第二个辉煌阶段较短，至明代末期衰败，历时200年左右。清代虽在继续使用，然香火微薄、规模骤减。原因既有战乱灾荒的严酷，又有满清对汉佛事物发展紧缩与节制，至清末“崇光寺”方丈“圆寂”。

　　崇光寺历1500余年风雨坎坷，锤炼出柏乡人民淳朴憨厚吃苦耐劳的性格，始终以博大的胸襟海纳万物普度众生矢志不渝，以顽强的生命力走到了今天。2008年元月1日岁末年初，天气一改十多日连续阴霾突然放晴，千年石佛闪亮出土，文化古迹初露端倪，似有天地人和之造化，万物性灵之功德。时逢盛世，领导重视，才使这批国宝又重现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