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宁寺用《哈达爷的故事》里章家活佛的话来说：“有布达拉宫的平顶，有满族的雕龙抱柱，有汉族的尖顶朝天。”惠宁寺是摹仿北京雍和宫的样式而建，是一座融汇了蒙、汉、藏、满等多民族建筑风格的藏传佛教清代建筑群。这是多民族智慧、力量的结晶。汇金、铜，木、泥、石佛像为一堂，规模宏伟，彩绘华丽，雕塑精美，造型别致。

　　惠宁寺属藏传佛教中的喇嘛庙，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位于北票市城东南15公里处的下府乡下府村。这座风格独特的清代建筑群，座北朝南，面临碧波粼粼的大凌河，背靠连绵起伏的多木图山。

　　据史料记载：“清初，成吉思汗后裔阿拉担格日勒皇帝的侄子嘎勒吐的儿子固穆朝胡日兄弟二人，从归化城地方首次来到这里，康熙二年（1737年）亲自主持修建了琉璃顶庙。固穆朝胡日的后四代孙哈穆嘎巴稚斯呼朗图为了发展佛教，从各方请来了喇嘛教徒，于乾隆三年（1738年）、十五年、二十二年先后三次修建及扩建了藏经阁大雄宝殿、钟楼、鼓楼、山门、讲经堂，东西配殿等，还砌筑了红院墙，形成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据说哈达王爷哈穆嘎巴稚斯呼朗图，为了修好仿北京雍和宫式样的大殿，到处聘用能工巧匠，其中从山东、山西请来的“八大匠”鼎鼎有名，艺传后代。如今，他们的后人仍继承了先辈的手艺，均为当地的能工巧匠。而现下府乡附近的村落如温家窑、高家石场、瓦匠沟、画匠沟，皆为当年修建大殿时的生产建材的场地，或匠人居住处，今天成为村名。

　　大殿竣工后，便开始招收众教徒上殿诵经。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杜达来活佛尊皇帝旨意，定此庙名为“钦定惠宁寺”。

　　次年，该寺发展到鼎盛时期。按皇帝的旨意，特修了讲经殿楼，规定了佛教章法。哈穆嘎巴稚斯呼朗图及其子额日和吐，又从自己的仓贡献三万两银子，从旗子众善主讨进四万两银子，计七万两银子，送到了西藏王仓，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喇嘛献了礼，并向西藏各大寺：色丹寺、比日泵寺、嘎拉坦寺舍了饭：西藏方面为答谢献礼，给了牙门达嘎佛、释迦牟尼佛、麦德日佛、查格萨佛像及佛经、仙丹等礼物。为此，本庙诵经舍饭，大加庆贺。就是这一年，寺内的喇嘛多达三千余人，其喇嘛人数亦是该庙历史上的顶峰。

　　另外惠宁寺在宗教方面也是很具有影响力的，它是辽西地区远近闻名的寺院，该寺还与青海、甘肃、内蒙等地的许多寺院有交往。

　　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尹湛纳希与惠宁寺结下了不解之缘。尹湛纳希家住中信府，与惠宁寺只有1公里，他的大爷曾在惠宁寺当过主持，所以他经常到寺里学习藏语，他还向从西藏来的活佛求教梵文以及佛教知识，与寺内佛学高深的黑喇嘛结为兄弟，在一起探讨佛教知识，这为他以后创作《一层楼》、《泣红亭》、《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等都提供了许多宗教方面的素材。

　　该寺引人瞩目的还有山门前月台上的一对石狮，连座通高3米，如此高大雄健，雕刻精细的石狮十分少见。

　　光绪二年（1876年）于正月初四夜里，该寺大殿燃起了冲天大火。整整烧了一宿一天。原因是为了欢迎从青海塔尔寺请来的第十八代陶安活佛，在大殿上，点燃了多盏佛灯，引起火灾，把大殿烧毁。后来光绪八年（1882年）又按原样重新修建了大殿，据说耗资十万两白银。如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大殿，也已经历了百年风雨。

　　嘉庆五年立于该寺的双旗杆，因年久而倒毁了。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该寺的白喇嘛自告奋勇外出选购旗杆木材。他于农历十月初一离开寺庙，直奔东北的大兴安岭。他一路化缘，靠八方施舍，终于筹足买旗杆的资金。从东城买到两根十丈长的松木长杆（途中因拐不过弯而截去三丈），他又采用两辆、四头牛拉载的“勒勒车”，自己赶车往回运载。于次年的十月初一，将双旗杆木料运到了寺院。在这整整一年里，白喇嘛饱尝了千辛万苦，为表彰他，土默特旗王封他为“旗杆大喇嘛”。事后，这位白喇嘛爷搬进了“招万仓”，享其晚年生活，一直到祖国解放。

　　该寺内的各种佛像，在战乱时也遭到破坏。号称“万佛仓”的上万尊各质佛像，到土改时大殿里尚保存千余尊。到“文革”时，仅存的佛像连同民国年间重立的双旗杆、鼓楼上的大鼓和道光六年（1826年）铸的五尺高、三尺八寸粗、一吨多重的黄铜大钟，以及多种法器、礼器、音器、供器、经卷等器物，均被毁去。土改和“文革”期间，向废品收购部门成批卖掉铜佛像两万余斤重。

　　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深入贯彻落实，惠宁寺重新彩塑泥佛；彩绘佛像；新制香案、香炉等。

　　现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惠宁寺，是因白石水库而易地整体搬迁后新建的，整个寺院更加规整有序，现已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朝阳旅游的一个新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