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以庞杂丰富的收藏傲立于世界顶级博物馆中。近300年的岁月中，它收藏了来自全球数百万件人类文明遗产。管理者根据不同文明形态把这些瑰宝进行分类展出，用实物构建起一部浩瀚的世界发展史。

　　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有2.3万件中国文物栖身于大英博物馆中，包括玉器、青铜、书画、瓷器、造像、漆器、金银等项目。然而，由于展示空间有限，大部分中国文物都被精心保管在现代化库房里，拿出来展示的只占总数的1/10，分布在中国厅、中国玉器厅和珀西沃·戴维爵士藏品厅(中国瓷器厅)。华美的陶瓷体现了中国高超的工艺和优雅情调，书法、绘画勾勒出文人的遁世哲学和缜密心思，而古玉、青铜及佛像主要讲述的是古代华夏从自然崇拜、祖先祭祀到神灵信仰的精神寄托。

　　由于9/10秘不示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始终令国人充满好奇心，但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古玉、青铜及佛像做简单介绍。

　　华润美石敬天地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玉器体系非常完整。自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璧到明清王朝的玉杯、玉碗、玉摆件，观众足以通过眼前这些晶莹剔透的美石领略中国独特的玉文化，体验华夏先祖敬畏自然并欣赏自然的复杂内心。

　　新石器时代是中国玉文化的大发展阶段，当时分布在各个地区的群落都加工出极为精美的玉器。大英博物馆拥有一件山东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 2500年)的玉斧，它用整块纯洁黄玉制成，身上钻有两个规则圆孔，外形和同时期的石斧没什么区别，充分证明玉器脱胎于生产工具。然而，这件玉斧体积薄弱，根本没有实用性，只是贵族首领的礼仪用具。尽管大汶口玉斧的精美已足以令人惊讶，但中国其他地方还有更绝妙的玉质艺术品出现。众所周知，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与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一南一北构成新石器时代两大玉文化中心。前者擅长制造大型玉琮，其形状内圆外方，象征天地通融。器身上往往刻有鸟纹和兽面纹，以及用几何抽象手法表现的神人形象，代表当时人们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大英博物馆没有忽略对这类文物的收藏，那里展出着几件良渚文化玉琮，大的有20多厘米高，能够列入“玉琮王”行列，小的则只有近7厘米高，显得袖珍可爱。至于红山文化，大英博物馆展出了它的玉冠、玉猪龙、玉猫头鹰等文物。玉冠发现于少数“红山人”的墓葬中，大概是贵族领袖或高级祭司佩戴的头饰，用以体现使用者优于其他氏族成员的财富与地位。玉猪龙形态憨厚，被学者认为是中国龙的早期雏形，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畜牧业的经营。玉猫头鹰属于红山文化出土较多的玉器类型，它和玉猪龙都是源于大自然的图腾，寄托着人们从自然中获取超级能力的愿望。远古时期，人们希望在夜色中看清一切，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翔，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松捕捉猎物，而普遍存在于辽西地区的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所以，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是一种必然。

　　自公元前 21世纪始，中国进入以夏(二里头文化)、商、周为核心的王国时代，青铜器逐渐取代石器成为生产工具的主流。尽管石头退出历史舞台，美玉仍然凭借其通融天地的“神性”保留下来，在国家仪礼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大英博物馆保存着商代的玉戚、玉戈，西周的玉人和东周的玉带饰等稀世珍宝。其中，东周玉带饰堪称罕见的上乘之作，它由四个刻有云纹的圆璧组成，圆璧之间靠竖立的玉管连缀。中国古代贵族青睐玉带，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相信纯洁的玉石吸纳了天地灵气，既可以给佩戴者带来好运，也能喻示佩戴者的美好品德。

　　斑斓绿锈说礼制

　　人类普遍使用铁器之前，很多文明都懂得生产青铜制品。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印度、希腊、罗马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它们以精湛的工艺、丰富的种类和深邃的内涵在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种类齐全，涵盖了酒器、水器、食器、兵器、车马器等常见器形。虽然这里也有汉唐铜镜，但以商周时期的青铜文物见长。其中一些精品不但造型美轮美奂，还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假如拿回中国应该算得上国宝级文物。

　　双羊尊是大英博物馆中国厅里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商代青铜器。它铸造于公元前13世纪到12世纪，同“妇好”(商王武丁之妻)墓出土器皿造型相似，属于南方青铜器风格。顾名思义，这件青铜器的形状为两只背对背联结为一体的公羊，四只羊腿被巧妙地用作支撑，羊背上驮着的圆柱体则是器皿的口。两只羊都长着弯曲的羊角，眼睛、嘴巴和胡子也被塑造得惟妙惟肖，让人联想起著名的国宝“四羊方尊”。柔和素雅的铜绿、四平八稳的对称、纷繁复杂的纹饰和厚重拙朴的质感赋予双羊尊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魅力，令观者陶醉不已、沉迷其中。

　　西周时期的康侯簋在1931年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战乱中流落海外，最终定居在大英博物馆。此簋身高24厘米，口径41厘米，两个对称的半环形把手上都装饰翘鼻兽头。簋的口部和足部相间排列着火纹和目纹，腹部刻划流畅密集的竖直条纹。特别有意义的是，康侯簋底部刻有24字铭文，记载了周王伐商，命令康侯建国于卫地的历史，同时说明簋的主人涾(音同“没”)司徒铸造这件器物是为了纪念他死去的父亲。成段铭文是西周青铜器的一大特色，因为商代青铜器大多只刻有一两个字。周人在祭祖器物上写下他们的功绩，希望祖先在享用供品的时候得以知晓。所以，西周青铜器对铭文的重视大于纹饰，对含义的追求胜过表象。笔画遒劲的铭文不但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字体，它们还给相关史书提供了确凿有力的证据。

　　周伯启卣也是一件西周青铜器，它浑圆的腹部给人雍容华贵之感，弓形提梁表现出明快的张力，同时以饱满弧线打破了青铜器固有的沉闷和死板。提梁和卣身连接之处巧妙地设计出两个立体兽头。卣身上遍布精美纹饰，抽象的神鸟图案最为引人注目。学术界认为，这种鸟形纹饰在西周中期才开始用来点缀青铜器和玉器，可以看作鉴定器物制造年代的凭证。值得一提的是，被劫掠到英国之前，周伯启卣曾为乾隆皇帝的私人藏品，记载清代宫廷所藏青铜器的大型谱录《西清古鉴》证明了这个事实。该书用线描手法勾绘出周伯启卣的形状及图案，与真实器物几乎完全吻合。另外，《古鉴》还翻译了卣身和卣盖上的铭文，对我们研究西周中期历史大有帮助。

　　尊严法相塑佛陀

　　玉器和青铜器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古人对自然与祖先的崇拜。到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丰富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信仰，并且极大刺激了中国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发展。

　　大英博物馆收藏着中国不同时代、不同材质、不同型号的佛造像。观众可以在这里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欣赏东方雕塑神秘的艺术美感。

　　一尊高达6米的隋代开皇年间阿弥陀佛白色大理石像矗立在大英博物馆楼梯空隙之间，它绝对是这座博物馆中最大最雄伟的佛像。根据莲花基座上的铭文可知，这尊大佛原来被供奉在河北省韩翠村的崇光寺，不知何时被明目张胆运到海外。如果说隋代造像崇尚宁静稳重，那么唐代造像青睐动感飘逸。馆内有一尊公元8世纪的镀金菩萨像，虽然只有19厘米高，但细节刻画非常到位。它微微扭动身躯，呈现出流水般活力，衣带随风舞动，宛若在天空中飞翔。看到这尊菩萨像，我们很容易想起敦煌壁画里的飞天。

　　唐灭亡后，用复杂雕刻技巧表现佛像的传统仍在延续。彩绘木雕观音坐像是一尊五代时期的佛教艺术品。它高达141厘米，木雕表面残留有彩绘痕迹。观音紧闭双眼、垂头打坐，做转法轮传经的手印，表情透露出安详肃穆的感觉。菩萨的发髻高高束起，带有唐代发型特点。流畅的衣纹和华丽缨络使观音显得卓尔不群、超凡脱俗。斜披在上半身的袈裟是10世纪和11世纪佛像多采用的风格。如此古老的木雕造像历经战火和风雨没有被毁，的确是奇迹。

　　元代青铜菩萨坐像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把佛教推到相当高的地位，佛像在这个时期进一步吸收外来元素，变得更加生动。由于元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关系密切，不但西藏艺术风格渗透到佛像中，西藏之邻尼泊尔的风格也在佛像上有所体现，与汉族审美情趣融合在一起。大英博物馆馆藏的青铜菩萨坐像由僧人志静于 1339年捐铸。它的面部具有南亚人特点，衣着虽然带有异域风格却很朴素简便，一改前代喜好繁缛饰物的风气。

　　明清时期，带有光滑釉面的瓷塑佛像出现，而且汉传佛像基本上剔除了外来因素，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大英博物馆有一尊明代彩釉判官副手像，他怒目圆睁，脸部施以绿釉，胡须呈暗黄色，穿着世俗生活中的官服，手持地狱生死簿，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感。判官及其副手本来是中国古代官职，随着佛教汉化过程的进行，慢慢被演绎为地狱代理人，负责辨别死者生前的善恶行径。吴承恩《西游记》提到曾身为阳间官吏的判官崔珏帮助唐太宗起死回生的故事。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玉器、青铜和佛造像很多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在中国的掠夺，也有一些是通过非法走私渠道流失海外的文物。当我们在异国看到精美绝伦的国宝时，内心不免充满感伤。所幸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无论保存在哪里，都抹不去鲜明的中国印记。它们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成千上万的海外观众展示中国优雅的仪礼和信仰，弘扬中国璀璨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