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寺宇从始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供奉着真武大帝。这里林木葱郁，古朴典雅、动静结合、惟妙惟肖。

　　南宋绍兴乙亥年，永宁塔石保蔡梦良、蔡汝霖捐建“真圣石龛”一所，改为庵，匾名——虎岫。

　　虎岫禅寺位于石狮市宝盖山东麓。西面是雄踞峰顶的姑嫂塔，东面是风光旖旎的鳌城，鳌城再往东，便是碧波万顷的台湾海峡。

　　虎岫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原名真武宫；从唐代开始虎岫寺的“玄武信仰”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即从唐代的“真武宫”到南宋的“虎岫庵”是以道教信仰为主。明洪武二十四年，“虎岫庵”改为“虎岫寺”，开始出现佛、道兼容的趋势。嘉靖年间，佛教思想的渗透更是显而易见。到了清代乾隆二十四年，“都人于山腰建文昌阁”，更是儒、道、释三教合一了。

　　从明朝嘉靖年间，虎岫寺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也经历的几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又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不可分。

　　历朝历代，宗教都是统治者统治百姓的工具，统治者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历史，随着统治者的争权夺位，佛、道、儒三者在统治集团的势力历来都是此起彼伏的。

　　统治者们对宗教的态度不排斥个人感情上的亲疏好恶等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与他们切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还与宫廷斗争，密切相关。

　　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抬高李姓的地位，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都采取了“兴道抑佛”的政策，唐太宗曾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明确表示要对道教给予优先考虑。

　　兴道教,抑佛教, 虎岫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斗星转移，帝王交替，一代女皇武则天要“变唐为周”，夺取李姓的政权，便反其道而行之，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兴佛抑道”的政策。后唐中宗复位，又想“兴道抑佛”，却受到政治干涉。

　　帝王对佛教、道教的不同态度虽不是佛道兴衰的唯一原因，但对佛道二教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两教的矛盾与冲突越发激烈,而真正确立虎岫寺地位的时代要属明朝。

　　明朝嘉靖皇帝尊道教、敬鬼神，一生乐此不疲，这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的源头，嘉靖的父母也尊信道教，耳濡目染对嘉靖的影响不言而喻。嘉靖个性很强，认定的事大多难以更改。

　　他不仅本人信道，当上皇帝以后，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尊道者升官发财，敢于进言劝谏者轻则削职为民，枷禁狱中，重则当场杖死。嘉靖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有一次嘉靖皇帝御设水路道场召得道高僧――云静法师参加讲经，并宣他施展法力，他的法力令嘉靖皇帝大为惊叹，交口称赞。于是赐封虎岫寺为“虎岫禅寺”。自此以后，虎岫寺便被誉为泉南四大胜概。

　　随着文人们的关注虎岫寺名气大升。其中有两位本地状元的题联。

　　庄俊元联云：

　　帝建隆基通北极，

　　龙钟虎岫镇南关。

　　清光状元吴鲁联云：

　　据虎岫，挹龙波，一剑英威天地泰；

　　望鳌城，罗雁塔，三清镇定古今春。

　　一千多年的历史，让虎岫寺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历经苍桑，又一波三折，这名人的题刻恰恰反映了古往今来人们对虎岫寺的一种情感。这文化的力量在坚韧中顽的延续着。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民族文化生生不息传承的力量。

　　明代洪武二十年，虎岫寺成为佛、道合一的寺宇。清代时，又成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寺宇。这一千多年，它经历着一次次的蜕变，从道教宫观到佛、道合一，再到儒、道、佛三教合一。

　　虽然三教中许多重要思想家都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归一，三教合一，但自始至终，三教的矛盾争论从未间断。那么在古代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在三大宗教的激烈斗争中，为何虎岫寺，却相安无事，儒、道、佛三教济济一堂，共处一室呢？这不得不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文化所秉承的理念。

　　在虎岫寺就连“关夫子”、“阎罗王”、“三夫人”等民间信仰的俗神在虎岫寺也占有一席之地。“玄武信仰”也从原始的天体崇拜转化为神灵崇拜，进而成为地方保护神。民间信仰中固有的“泛神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今天，当我们用文化的高度欣赏虎岫寺时，发现，它的价值已不仅仅是一座寺宇，而是一千年历史的见证。它的文化内涵赋予了它的独特意蕴。

　　虎岫寺体现了三教的共融、共存，也体现了外来文化在石狮的兼容并蓄。

　　虎岫寺将各种民间信仰融于一体，也说明石狮这个多元化的城市的包容性，与各种文化形态交流、共存，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和民间信仰的特点，构成了石狮独特的文化风俗氛围，这是一种和谐之美，更是一种宽容之美。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鹰击长空的雄魂。

　　千年虎岫寺见证着宗教演进的历史，也见证着石狮外来文化的不断交融，它将静静的屹立在宝盖山，默默的期待着虔诚之人的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