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晓玉

　　50年前，即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州市人民政府对虎丘塔进行了以加固塔体为中心的第一次维修工程，在施工中发现了塔内珍藏的一批佛教文物，这批文物在2006年10月苏州博物馆新馆竣工后，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以“吴塔国宝”专题向公众展示。

　　在公开展示这批佛教文物的同时，苏州博物馆还编辑出版了这批文物和其后发现于瑞光塔的文物的专辑，这就是2006年10月由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以下称《两塔文物》)。

　　在《两塔文物》中，对虎丘塔这批文物的发现时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年代，即在《前言》中说：“虎丘塔中的佛教文物便是在这次维修中发现的。1957年3月30日，维修工人在第二层塔正西门口向砖隙中浇浆，因屡灌而不满，于是揭开部分砖块发现有一孔道，钻得进去，在第二层塔心有一个砖砌的十字交叉处是一暗穴(天宫)，其中有经箱等文物。后来在第三、第四层塔心暗穴(天宫)中又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见第14页)

　　在同一书中，在“前言”后面所有具体文物的说明文字中，都说文物是在“1956年”发现。据统计有21处之多。这与“前言”中所说，明显的存在时间上的一年之差，当然相同的一批文物，不可能在相差一年的同一天发现，那么到底哪一个年份是准确的呢?

　　笔者虽生亦迟，未能参加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维修工程，但有幸参加了上世纪80年代的以加固地基基础为中心的第二次维修工程。在工程施工之余，还查阅了有关第一次维修工程的文献档案，对虎丘塔内发现文物的年代有了初步的理解和明确；最近于2005年初，又一次整理了这部分档案，特别是整理了维修工程中的大事记，更加明白了两个发现文物年代的正误，现列举当时的主要事实如下：

　　1953年春，虎丘塔底层塔墩部分崩塌，寺僧楚光报告险情，苏南地区文管会派员视察险情；

　　1954年，南京工学院刘敦桢教授受聘为苏州市政府顾问，来虎丘塔实地调查勘察，写出维修建议书，并刊出《苏州云岩寺塔》(《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七期)一文，详尽、科学地介绍虎丘塔情况。此后苏州市政府着手准备维修虎丘塔事宜。

　　1956年1月13日，由上海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担承的《虎丘塔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交于苏州市府。

　　1956年3月8日，刘敦桢关于虎丘塔塔基、塔身加固等问题的意见的信件送至苏州市府。

　　1956年5月19 2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拨款人民币5万元以加固虎丘塔。(见省文化局朱楔，何人俊给市文管会谢孝思信)。

　　1956年9月29日，苏州建工局设计室提交虎丘塔加固工程预算。

　　1956年10月8日，苏州建筑公司、苏州市文管会签订关于虎丘塔施工准备的协议。

　　1956年11月19日，苏州市政府向江苏省和中央文化部上报抢修虎丘塔施工方案(内附施工说明及图纸)。

　　1956年12月5日，苏州市文管会与苏州建筑公司签订修塔年度合同，及修塔概算书。

　　1957年1月15日，苏州建筑公司提出虎丘塔加固中的几项复杂问题及施工组织设计。

　　1957年3月19日，由苏州建筑公司一工区承担的虎丘塔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加固维修工程开工。

　　1957年3月30日，在虎丘塔施工中於第二层面下发现暗穴(天宫)中珍藏的一批佛教文物。

　　1957年4月3日，苏州市文管会向市、省级、中央报告虎丘塔内发现宋人写经。

　　以后的事实已经不必再列举了，这就足以说明虎丘塔内发现佛教文物的准确年代了。更为有力的说明是在发现文物的不久即有苏州和上海的报纸及时报道了这一事实，苏州的报道是发现文物的次日，即 1957年3月31日在《新苏州报》头版上的一篇报道：《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上海的报道是由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先生所写的《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一文，发表在 1957年4月12日的《文汇报》上。写作时间是文中最后所写的“4月2日写于旅途”，即从苏州去上海的旅途中。

　　笔者近日查阅了当年的《新苏州报》，即1957年3月31日的报道，好在文字不多，全文抄录如下：

　　“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三十日下午，修建虎丘塔的工人王菊生在塔上二层塔门下检查一条即将灌浆的裂缝，发现缝底有一石匣，将匣起出，内装一木匣，木匣内藏有手抄经卷十本。

　　石匣四周每面刻有佛像五尊，木匣有金属包边，还有一具小锁，制作精美。藏经用丝绢包裹，木香作轴，经卷纸上写楷书，字迹工整。

　　木匣中有‘言田绍舍净财造函盛金字法华经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等字样，知道这部法华经是在宋朝初年藏在塔内的，建隆是赵匡胤的年号，距今已近一千年。”

　　报道的署名是许平(？)报纸的上方以行草体写的“新苏州报”，报名，报名下二条横纸中印着“1957年3月31日星期日，第2688号，地址：苏州市铁瓶巷33号”

　　该报道中的石匣(石函)和木匣(楠木经箱)现已展示，只是箱底题记小有出入(如供养人‘言田绍’当为‘言细招’)和并不完全。这报道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虎丘塔发现文物的年份是施工开始后的1957年，而不是说明文字中的“1956年”，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次的加固维修工程是一个跨年度的工程，其准备工作多作于1956年，而实际施工是在1957年，正如《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中《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所报道：“1956年冬，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中央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局和苏州市人民委员会支持领导下，更得到国内建筑专家和上海、苏州二市建筑工程部门协助设计，开始进行抢修，本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工人王菊生在塔之第二层正西门口边沿灌浆时……”这里将1956年冬开始的施工，于次年三月三十日发现文物误写为“本年”，从此发生了年代的一年之差。以后有的文字表述为“1956至1957年的虎丘塔维修工程”，而在后来的报道中对这一情况的撰稿人在使用上选取了“本年”的1956年，以致1958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中，错误地将发现文物的年份定为1956年，再以后，在《苏州市志》和别的外延文字资料中，都是引用了这两种文献资料，造成了以讹传讹的情况。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将此情况披露出来，以求学术上的真实性，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