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世长

　　佛教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被称为像教。因而在佛教遗迹和遗物中，佛像所占比重极大。其中置于佛寺殿堂或佛教石窟洞窟中的佛像，和其所在的建筑空间一起，成为佛教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显著特点是，均具有不可移动性（那些被切割和盗劫的佛像，另当别论）。

　　在佛教遗物中，使用不同材质制造的各种单体佛像、组合造像和造像碑，一直是收藏者和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对象。

　　石质材料被广泛用于佛教造像，其原因有以下数端：取材方便，适于雕刻的石材种类较多，常见的主要是石灰岩和砂岩，此外还有汉白玉（白石）等；由于取材方便，故而所费甚少，造像费用相对低廉；凿石造像，精通此种技艺的工匠较多；石质材料比较坚固，宜于长久保存。因而石刻佛像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沿袭发展的时间也最长。

　　石刻佛像很早就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他们特别关注石刻佛像中的铭文，而对佛教造像本身则很少涉及，缺乏必要的研究。其后艺术史研究的兴起，始将佛教造像纳入宗教艺术的研究范围。佛教造像的艺术特点及时代风格的归纳，不同地区佛教造像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研究课题。

　　石刻佛像，原来大多置放于佛教寺院内，或寺院附近。有的也可能立于街衢或交通要冲。绝大多数的单体佛教造像，有自己的独立基座，可以单独置放。有的可能与其他单体佛像存在组合关系。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佛教造像，几乎已经全部改变了原有置放位置，单体造像之间共存关系的历史信息，也已丧失殆尽。那些经由古玩商之手，流失于海外的佛教造像，其真实的原来存放地点，不少也扑朔迷离，难以确定。因此这些可以移动的佛教造像，其历史信息的含量大大降低。尽管如此，佛教造像体貌的艺术特征及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在佛教造型艺术史的研究中，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中国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分布密集而又集中。各地均有一批高水平的工匠，从事佛教造像的雕造活动。他们也可为施主雕刻与制造单体佛像。所以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与河南诸省发现和遗存的单体佛像也较多。南方地区则以四川省的遗存最为引人注目，这或许与四川存有大量佛教石窟有某种关联。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曾有几批佛教石造像窖藏的重要考古发现。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河北曲阳地区发现了大批白石佛教造像，数以千计。已公布的一批有纪年的造像标本，早就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如今同一批造像，却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馆。5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未见全部发掘品考古报告的踪影。

　　也是50多年前，在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了一批数以百计的佛教石造像。这批造像中以南朝佛教造像为主体，南朝佛教石窟和造像与北方地区相比，遗存较少。是研究南朝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显得尤为珍贵。听说万佛寺佛教造像的发掘报告，一直在进行中。可能也是整整停停，至今亦无出版的消息。

　　山西沁县南涅水寺院遗址窖藏，出土了一大批多级方形佛教造像塔，是这类造像塔数量最多的重大发现。十多年前，当地开辟了专门的博物馆，存放、展出这批佛教造像塔。在展室中，造像塔密如塔林，异常壮观。据说对这批造像塔的整理工作，十多年前已着手进行，其进展情况不明。沁县交通不便，能够到当地实际考察的学者不多。加之对这批造像资料宣传介绍不够，沁县这批佛教造像塔，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以青州为中心的诸城、青州、临朐、博兴等地，陆续有数量不等的石造佛教出土。其中，诸城的佛教造像资料，已有杜在忠和韩岗先生的清理报告，在《考古学报》发表 。这是历年各地佛教造像窖藏发现中，为数不多的正规考古报告之一。青州龙兴寺的数百件精美佛教石造像的发现，因其造像体量大，种类多，雕刻技艺精湛，色彩保存良好等特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十年来，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大型专题展，受到一致好评。并由此引发山东造像研究的新热潮。这批造像的拼对、黏和与修复工作，已完成一大部分，剩余工作也在进行中。同时对部分造像，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如果这一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能够坚持下去，青州龙兴寺发现的这批佛教造像的考古报告，有望尽早刊布问世。

　　这几批重要的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不能尽早发表全部资料的缘由，可能存在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约而言之，主要是：一是缺少整理研究的必要经费；二是收藏单位没有佛教考古专业人才。因而不能发表全部资料，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正常情况。说起来，上述的困难客观上确实是存在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对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真正重视了，经费与人才缺乏的难题，是不难解决的。专业人才是可以培养的，也是可以引进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究竟为解决专业人才问题做了多少实事？经费不足的问题，近年来也有很大的改变。实际上，有些佛教造像的资料整理工作，据说已经拨过专款。可钱花完了，整理工作还在原地踏步。

　　尽早发表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是考古工作专业人员的责任。近年来，在墓葬和遗址的考古报告出版方面，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在佛教考古这一领域中，中国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在世界享有盛名。佛教遗迹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五处之多。有的今后也可能被陆续列入名录。但在基础资料的整理与发表，石窟和造像的综合研究方面，还是相当滞后。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观念上的认识问题，思想上重视了，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毋庸讳言，从事基础资料整理工作，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它绝不是短平快的研究项目。要完成基础资料整理工作，需要具有奉献和敬业的精神。

　　有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敬业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佛教造像资料的整理工作，亦复如是。

　　下面的这件具体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6年9月，在青州举行纪念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发现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期间，供职河南博物院的王景荃先生，拿来一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书稿和全部造像的考古实测图，让我看看，提点意见。当时未能对全稿细看，很难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只是原则上建议，在文稿的体例上，应该作适当调整。使文稿结构更加有条理，使读者方便地查找自己所需的资料和信息。

　　当时景荃先生要我写几句话，我没有推却。

　　景荃先生曾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修佛教考古，听过我的课，也算是我的学生。我与他的关系，实在师友之间。我主持的《响堂山石窟（上）——六世纪中原中心石窟群》课题，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在响堂山石窟进行洞窟测绘、记录工作。我想这是难得的佛教考古实践工作机会，于是安排景荃先生参加了课题调查组，在南响堂山石窟做石窟考古的洞窟记录与测绘。在实践中，他了解并掌握了全面记录研究对象的基本方法。他和参加同一工作的唐仲明、篠原典生俩人密切合作，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白天测绘记录，晚上整理输入电脑。吃住在石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是夜以继日，甚至是通宵达旦。对于量数据，一笔一笔地勾勒实测图这样乏味的技术性工作，总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既不取巧，也不懈怠，更不偷懒。这样的工作态度，难道还不能称之为敬业吗？

　　明白干考古要务实求真的道理，这也许是景荃先生参加石窟考古实践活动的最大思想收获。

　　从2003年开始，景荃先生在河南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下，参与了《河南佛教石刻造像》课题的资料收集、整理与撰写工作 。历经3年时间，将分散于河南各地的130多件石刻造像，进行了测绘、传拓、拍照和记录等室外调查工作，取得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上述工作，绝大部分是他亲自完成的。因而他在文稿中的记录与表述，可信度是很高的。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景荃先生奔波于各地，既要攻关又要干活。将130多件造像资料搞完，并集中起来，诚非易事。他的辛勤付出与个中甘苦，局外人是难以体察的。

　　难能可贵的是，景荃先生并没有将这些资料密藏莢中，独自享用。而是尽早地整理出来，公布于众，供学者们研究使用。这种为推动学术研究，甘为别人做嫁衣的精神，不也是令人感佩，值得称道的吗！

　　在景荃先生的《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简述了若干批佛教石刻造像整理发掘报告的目前现状，是希望能从景荃先生三年完成《河南佛教石刻造像》一书的实例中，受到某种启迪。反思一下我们的以往工作。对比之下，我们与其叫喊困难困难，不如认认真真地拿出具体可行的整理规划，踏踏实实地干起来。

　　我们殷切希望，佛教石刻窖藏发现的整理工作，沉寂与滞后的状况，在今后的几年中有所改观。更期盼相关的考古报告，尽早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