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秀

　　唐卡（Thangka)又称唐喀，系藏文音译，是绘画在布、绸或纸上的彩色卷轴画，富有浓郁的藏族文化特色。依所用材料不同，可分为国唐和止唐。国唐用丝绸拼贴、缝合、编织等方式制作，分为丝织、绣像、丝贴等，有的还将珠宝镶嵌其间。止唐用颜料画在布上，表现形式有彩唐、金唐、赤唐、黑唐等多种。雍和宫馆藏的《吉祥天母唐卡》属止唐中的黑唐，底布为绢，黑色底上用金线勾勒图案，在特殊部位施以淡彩，为乾隆丁酉年六月（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御制。

　　《吉祥天母唐卡》构图严谨，主尊、圣界、地界空间层次分明，在严格遵守《造像量度》的前提下，融入画师个人的创造，引入了汉式的构图方式，巧妙地将题记和款识融入画面中，浑然天成，完全没有生搬硬凑感。在保持传统的唐卡画法的基础上，画师结合时代风格，将流行于18世纪清宫廷的绘画技法应用到了唐卡的绘制当中。唐卡用料讲究，无论是底布的选择，黄金的使用和色彩的搭配都透出华丽、高雅的皇家气派。制作时间明确，是研究清乾隆时期宫廷唐卡绘画风格的“范本”。

　　一、题材

　　此幅唐卡绘制的是藏传佛教中一位重要的女性护法神吉祥天母。吉祥天母是梵语“摩诃室利”的意译，又译为“功德女”、“吉祥天女”，藏语称“班达拉姆”，俗称“骡子天王”。西藏历史上十分崇奉吉祥天母，影响深远。相传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在拉萨建大昭寺时，就请吉祥天母做大昭寺的护法，后来又升为拉萨城的保护神。到清朝时吉祥天母成为格鲁派的主要保护神，尤为历辈达赖喇嘛崇奉。

　　吉祥天母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藏文文献中最早记录唐卡起源的《大昭寺目录》中记录有“法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绘画了一幅白拉姆女神像”，白拉姆女神即吉祥天母，她作为唐卡的题材内容贯穿着唐卡的起源和发展。

　　唐卡中吉祥天母的形象凶恶吓人，身体呈蓝色，头戴五骷髅冠，嵌宝石，头顶红黄线条描出的头发竖立，表示愤怒。面有三目圆睁，嘴大张，露出两颗獠牙。火焰纹眉毛具有很强的装饰性。身挂人头项链，上身披人皮，据说是她亲生儿子的皮，下身蒙虎皮，披帛飘扬，用绿色勾勒，显示出衣服的丝质感。肚脐上挂有代表太阳的圆盘，象征她具有大智慧。左手拿嘎巴拉碗，盛满鲜血，右手举金刚杵权杖，侧身坐于一头骡子身上，两腿开张赤脚。骡子以蛇为缰绳，尾部有一只眼睛，背上披一张头发垂落的人皮，象征降服异教徒。骡子由摩羯空行母牵着，后面跟着狮面佛母，均右腿腾起，奔驰于翻滚的血海中。主尊上界为格鲁派的三大本尊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和胜乐金刚。周围绘制各类护法神，漫步于云海中。

　　吉祥天母身上的饰物琳琅满目，相传她从喜金刚借来骰子，挂在坐骑骡子前腿上部，以判断人的生死；从印度教婆罗门借来孔雀翎伞，置于发髻的上部；从毗湿奴神借来两个发光宝镜，一个镶在发髻上，有时被弯月取代，一个嵌于肚脐上；从财神库贝罗借来狮子，挂在右耳上，象征听闻佛道。这些虽是传说，却说明了吉祥天母集各方神灵的威力于一身，法力无边，成为藏传佛教中唯一的女性护法神，护佑佛法，保护世间僧俗的安宁。

　　二、构图

　　西藏唐卡的绘制有固定的度量模式，对唐卡的布局、佛的绘制都有严格的规定，构图型制上有中心式构图、传记式构图、风俗画构图和坛城图。中心式构图的唐卡一般分为三部分，中央为主尊，为信徒所供养的对象；主尊上方为空界，又称为圣界，多为佛、菩萨、上师、本尊；下方为地界，居于地界的为空行、护法或僧侣，所以地界又称凡界。

　　此幅唐卡构图饱满，共分三层，最外层上下左右绘有二龙戏珠和祥云图案，说明了唐卡的皇家规格，满汉藏蒙四种文字书写“乾隆丁酉钦定”，标明唐卡的绘制时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第二层绘藏传佛教吉祥图案七珍八宝，七珍是：法轮宝、摩尼宝、大臣宝、玉女宝、白象宝、胜马宝、将军宝。八宝是：宝伞、金鱼、宝瓶、花莲花、右旋螺、吉祥节、宝盖、法轮。最里层为唐卡的主题部分，中心式构图，主尊吉祥天母占据画面的大部分，天界为三大本尊—大威德金刚、尚乐金刚和密集金刚，地界为各大护法，构图严格遵守造像量度，为18世纪西藏唐卡的标准样式。所不同的是唐卡上部的题记，从右至左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写着吉祥天母的赞语，落款：“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御制”。这种构图在西藏很少见，是将内地文人画的题记方式引入了唐卡的型制中，融合了汉藏文化的艺术风格。

　　三、风格特征

　　此唐卡在深黑的底子上勾勒金线，仅在局部施红、绿、白等少许色彩，细密生动，展现了画师深厚的线描功力。主尊吉祥天母装饰华丽，头冠、耳环、项饰、璎珞嵌满宝石，披帛飞扬，极富衣物的轻薄质感。背光火焰熊熊燃烧，和天母的头发一起向右飘动，线条流畅，与向左奔腾的坐骑相协调，符合力学原理，整幅画面极富动感。最值得称道的是对主尊坐骑的刻画，骡子前腿腾起，昂首嘶鸣，表现出神骑腾云驾雾，在血海中闲庭信步的神奇威力。骡子比较写实，身体比例合理，肌肉健壮有力。骡子毛发的刻画更是令人叫绝，画师用极细、极软的画笔，细密地描画出骡子的体毛，并利用相近色画出骡毛的立体感，笔法细腻。骡子这种肖像的刻画，是受到了乾隆时期宫廷西洋绘画风格的直接影响，追求照相式的写真描写。主尊周围绘满云朵，下有护法，肩的上部各画一条吞云吐雾的巨龙，穿梭于云雾中，龙的脊背描画一条白线，突出龙的立体感和动感。背景是汉地风格的青绿山水，简单的线描和淡淡的渲染突显出画面的意境，各类护法或端坐于祥云中，或端坐于草地上，姿势不一，生动有趣，体现出画师高超的造型能力和线描功力。

　　线描是西藏传统绘画的基本手段，类似于汉族的工笔画，线条流畅，一气呵成，笔笔见功力。黑唐多数采用金线勾勒人物，景物则是用富于变化的粗细线条勾描。吉祥天母唐卡用金极多，不论主尊像，还是周围佛尊、景物，大多用金线勾描。画师对金的应用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在火焰边缘和主尊装饰的重点部位使用明黄的金色，在火焰内焰部分、骡子、护法以及背景处使用暗黄的金色，形成一种明暗对比，层次感强。在黑唐中，画师舍弃了西藏唐卡浓墨重彩的特点，在背景山水、衣物装饰等处施以淡彩，显得画面精致细腻，主次分明。

　　唐卡写有“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御制”和“乾隆丁酉钦定”的题记，说明了这幅《吉祥天母唐卡》并非绘制于西藏，而是制作于清朝宫廷内，属北京的宫廷风格唐卡。

　　唐卡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的西藏，历史悠久，先后受到克什米尔、东印度波罗风格、尼泊尔以及中原艺术的影响，不断吸收和消化周边国家或地区艺术的养分，演变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西藏民族风格的独立的画种。早在吐蕃时期就对敦煌艺术产生过影响，自13世纪西藏归入元朝的版图，唐卡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也进入了元大都北京，元朝在宫廷设立了“梵相提举司”，专门制作佛像，绘制壁画或唐卡。明代设立御用监“佛作”，制作宗教用品，用于寺庙中供奉及礼赠蒙藏地区的上层僧侣、高僧大德。清代设“中正殿喇嘛念经处” 和“造办处”，负责清宫的活计。清朝皇帝尤信藏传佛教，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达到安定边疆的目的，在皇宫内和北京城兴建了大量的佛寺。“中正殿喇嘛念经处”从各寺院抽调许多精通工巧明的喇嘛，在宫廷内绘制佛像唐卡，制作金铜佛像，使得清代西藏唐卡艺术在宫廷内盛极一时，出现了诸多留于史册的大画师，如宫廷画师丁观鹏、姚文瀚；西洋画师艾启蒙；驻京大喇嘛章嘉呼图克图、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以及档案中记载的画佛喇嘛阿旺嘉穆措、伊什、扎克巴多尔济、错尔体穆嘉穆措等。

　　唐卡进入宫廷后，在保留原有的风格特征基础上，融入了当时宫廷内流行的绘画元素。清代自康熙朝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入侍紫禁城，结合西洋透视画法和中国传统的肖像画的特征，创立了服务于宫廷的西洋绘画体系，并在宫廷流行，完成的唐卡屡见不鲜，如乾隆下旨由艾启蒙画面部，姚文翰画衣纹，喇嘛画唐卡中的其他部分如佛、祖师、护法、供品等的《三世哲布尊丹巴佛像》唐卡，面部具透视写实的西洋风格，衣纹具中国画风格，强调线条的表现力，而其他部分则是西藏式的，融合了西洋、藏地、宫廷三种画风。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乾隆四十二年御制的这幅吉祥天母唐卡，自然也融入了大量的时代因素。吞云吐雾的飞龙、吉祥天母随风飞扬的披帛飘带，均为汉式风格，唐卡中“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风格，更是乾隆三十六年以后，在艾启蒙创作《三世哲布尊丹巴画像》之后才出现的。而对骡子写实性描写则是受到了西洋风格的影响。(摄影：刘凤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