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玉成 马晓茵

　　李太缘题记造像龛是一件发现于苏州的佛教文物，要解读这件佛教文物必须了解苏州地区在此前佛教传播和发展的状况。宋代文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寺院》中说：“自佛教被于中土，旁及东南，吴赤乌中，已立寺於吴矣。其后，梁武帝事佛，吴中名山胜境，多立精舍。因于陈隋，浸盛于唐。唐武宗一旦毁云，已而，宣宗稍复之。唐季盗起，吴门之内，寺宇多遭焚剽。钱氏帅吴，崇响尤至。于是，修旧图新，百堵皆作，竭其力以趋之，唯恐不及。郡之内外，胜刹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

　　朱长文的话大致描述了苏州地区佛教发展的状况，包括李太缘题记造像龛在内的众多佛教文物及虎丘云岩寺塔均应是此一段时期内佛教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此段时期苏州地区佛教发展的实物例证。

　　关于虎丘塔的出版物内容告知二层发现了妙法莲华经（亦简称法华经）七卷。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产生了较多宗派，法华经正是创立于浙江天台山的天台宗的主要法典，天台宗虽由中唐僧湛然最早提出，但实由隋时天台山佛学大师建立的，北齐慧文禅师为其开山祖师，第三代祖师智颉（538-597）在天台山刻苦修炼十余年，先后演讲《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三部法典，深入研究和发扬了法华经的教义，佛教上称此宗为天台宗，亦称法华宗。

　　历经唐末战乱苦难的苏州民众，特别是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时淮将孙儒入侵苏州，纵兵抢掠、杀戮焚烧，使苏州成为人间地狱，苏州民众对佛教教义深信不疑，信佛崇佛，蔚成风气，以天台宗为主的佛教就覆盖了苏州城乡，而虎丘云岩寺塔及其所藏的包括李太缘题记造像龛在内的佛教文物应运而生，这都是该段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佛教文化发展以及科技和艺术进步的成果。

　　从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的文物及题记可知，无论两塔的建造，还是塔藏文物的奉献，都是主要由苏州当地民众捐献财物而成，这里凸现了佛教与信徒的一种关系——供养。在佛教诸宗派中，以法华经为基本法典的天台宗是最重视供养的，《法华经·玄赞二》曰：“进财行以为供，有所摄资为养”，对供养作了定义，并又具体说明“今为资养三宝，奉香华、灯明、饮食、资财等物谓之供养”。

　　虎丘塔内发现文物上题记所写的姓名，如经箱上的孙仁朗、孙仁迂、言细招，经袱上的于八娘、曹二娘、朱氏九娘、彭城县君钱氏三十八娘、牙牌上的顾超、大镜上的陆七娘等都是供养人即施主，当然，李太缘题记造像龛上题名的李太缘也是供养人。在敦煌莫高窟中，更有供养人出资将自己画在窟壁上的，但一般情况下只是题名在供养物上，而虎丘塔上的文物，如石函、经箱、经卷、经袱、铜镜、铜佛、包括李太缘题记造像龛在内，都是佛教的供养物。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为不断适应中国民众的需求，作出种种的应变。虎丘塔二层发现的经箱中有长方形牙牌一块，上刻“弟子顾超拾顾，三世亲生父母疾证菩提佛道”题记，这里的供养人是作为后辈的顾超，供养对象即相当于受益人的是其“三世亲生父母”；而法华经卷六经狱题记“女弟子冯氏十一娘拾裹金字法华经入武丘山寺塔内充供养”则显然是自己作供养的，也即相当于受益人是自己的投保方式，李太缘题记造像龛中的题记“李太缘为自身造佛一躯”正是这类为自己作供养的另一实例，而绝不是绝不是有人理解的这佛像就是李太缘自己（虎丘塔东侧陈列室中将此石造像照片题为“李太缘像）”。塔上第三层发现的大铜镜题记“女弟子陆七娘敬拾大镜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并诸至亲眷属团圆，身富清健顾再囗供养，隆建（建隆之误）二年三月囗日题”则是供养对象扩大到包括自己在关于虎丘塔文物的出版物中，我们注意到李太缘题记石造像龛是残损的，其右侧显然是受人为打击而致残损，以致缺失部分内容的，现在虽经修复仍旧不能恢复其原貌。对于佛教供养人或接受供养物的寺院佛僧来说，他们都不可能主动的来打击、破坏这些供养物的，佛教的教义和信仰使他们只能珍爱这些代表佛教信仰的文物，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那就是后世称为“三武一宗”的法难事件，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唐武宗合昌五年（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的四次法难事件。这四次事件中，前二次时南北朝对峙，北朝的废佛对苏州关系不大；最后一次禁佛事件中，周世宗柴荣虽雷厉风行，但苏州地处吴越国政权下，吴越国主钱弘亻叔其时带头崇佛，虽在表面上遵命宣后周诏“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如旧；其无敕额者，并宜停废”，但实际上反倒大造寺院，并下令铸造八万四千个铜制宝箧印塔（内藏宝箧印陀罗尼经），传布境内外，这次废佛事件并没有对苏州佛教造成多大影响，虎丘塔上发现的其他文物均完整无损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因此，造成李太缘题记造像龛和三尊供养人造像断头残损的只可能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法难事件了，上述朱长文的陈述中也说到“唐武宗一旦毁云”的话，应该说这四尊造像的残损确是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事件所致，这是一次由最高权力者，皇帝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行为，史载苏州的许多寺院毁于其中。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介绍当时武宗会昌法难的情况。“宣宗稍复之”是说紧接唐武宗的唐宣宗又恢复了佛教，但造像已经残损，无可挽回，只能在以后建造的佛塔过程中加以保存，这就是虎丘塔中这四尊石质造像的历史和缘由。

　　如果再结合虎丘塔的体量、形制、结构、装饰内容和形式，发现文物题记以及总体的工程量，则虎丘塔的建造时间就决不是两次出版物所说的始建于周显德六年（954年），完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探讨和研究的题目了，不是本文所能涉及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