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衣博带”与云冈石窟
2014/9/8 热度：592
“褒衣博带”与云冈石窟 作者:云冈石窟研究所 张焯 我国考古学界,对云冈石窟中出现的宽大、飘逸的新款佛装,往往用“褒衣博带”一词形容,断定其为北魏太和十年(486)后孝文帝服制改革的反映。同时认为,太和服式效法于南朝盛行的褒衣博带。进而,将褒衣博带式佛装,视为特定的阶段性标志,用作佛教考古分期的一把尺度。对于上述问题,我想从历史角度,谈几点不同看法。 一、北魏服制改革的核心,是恢复汉魏中原旧制 中国的礼仪制度,形成于周朝,完备于汉代,魏晋因仍。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移民浪潮,不仅颠覆了西晋王朝,而且猛烈冲击、破坏、摧残了汉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当野蛮部族胜利的大旗在文明的废墟上空飘扬时,萦绕在统治者脑海里的,却是对那种失却了的文明秩序的追忆。汉化,随之而行。 北魏拓跋鲜卑,兴起于塞北。其服制改革,见于《魏书》卷108《礼志四》和《隋书》卷11《礼仪志六》。前者云:“太祖天兴元年冬,诏仪曹郎董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六年,又(昭)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后者曰:“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对比两书记载,虽然语言有所差异,但内容实质相同。一是改革的时间清晰:首先是道武帝拓跋,其次是孝文帝元宏,最后是孝明帝元诩,经由三代君主的努力方告完成。二是改革的方向明确:道武帝试图引用中原古礼、旧制,孝文帝极力奉行旧典、故实,至孝明帝基本恢复了汉家故事。 上述三期改革,一脉相承,追求、效仿的都是中原汉族原有的衣冠礼仪。道武帝改制,杂糅胡汉,行之未久,人亡政息;孝文帝改制,考稽旧典,分步实施,遂成形势;孝明帝最后定制的北魏服式,对后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周书》卷7《宣帝纪》:“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象元年,即公元579年,逾北魏丧乱半个世纪之久;通天冠,秦制,东汉定为皇帝朝服,魏明帝曹睿又配以绛纱袍,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魏书》卷108《礼志一》);北周群臣所穿的“汉魏衣冠”,显然也是北魏定制。对于周宣帝宇文 导演的这场复古闹剧,《隋书》卷12《礼仪志七》录有裴政的一段评语:“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衣冠礼器,尚且兼行。”对北周全盘采用北魏舆服制度的做法,尽管裴氏以汉儒的眼光,批评其不伦不类,甚多迂怪,却不能不承认隋朝依然受此影响的事实。 北魏的服制改革,以孝文帝时代最为关键。其制,酝酿于太和五年(481)。《魏书》卷91《蒋少游传》记:“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太和十年,皇帝始著衮冕法服,朝臣颁给五等公服。十五年,颁赐刺史已下衣冠。十八年(494),革衣服之制。历时十四年,基本完成。现代学者,因太和改制有刘昶等个别南方人参与,遂强调为模仿南朝,恐失客观。《魏书》卷59《刘昶传》云:“入国历纪,犹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文中介绍,刘昶北上平城(今山西大同)十多年,仍然习惯穿南朝的白衣黑帽,正与北方的丧服相同;他条列上奏的“旧式”,指的应是南方服饰中遗存的汉晋之制。 二、南朝盛行褒衣博带,系受北魏晚期官服的影响 北齐颜之推(531—590年后)在《颜氏家训》卷4《涉务》中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按:颜氏,东晋以来世宦江南,家传儒业;之推,早年曾任梁元帝萧绎的散骑侍郎,熟悉典故)。他讲南方士庶喜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特指定为“梁世”。显然表明,此前江左不尽如此。关于褒衣博带盛行江南的起因,见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所载: 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寺)市,北有车骑将军张景仁宅。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正光)景明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眴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合声不言。于后数日,庆之遇病,心上急痛,访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庆之遂凭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急急速去,还尔丹阳。……”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而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北海,即北海王元颢,北魏永安元年(528)“河阴之变”后,投奔梁朝,梁武帝萧衍命陈庆之率兵护送北还。明年,梁军一路克捷,元颢称帝;五月,遂入洛阳。两个月后,尔朱荣挥师南下,庆之兵败,元颢被杀。上文所述,张景仁宴请庆之,以及杨元慎为庆之解梦驱邪的故事,就发生在梁军入洛期间。 建康,是南朝首都,与秣陵、丹阳二县,同属扬州丹阳郡,三者实际指的都是梁朝都城,即今江苏南京。元慎所谓“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虽系侮辱性咒语,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南人的衣装特征。正与刘昶“布衣皂冠”穿着,相仿佛。后来,庆之回到建康,一时成为吴中英雄,受到梁武帝的褒奖。中大通二年(530),任司州刺史,成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由于他钦重北人,仪仗、服式效仿北魏洛阳朝臣,于是江左官绅争相模仿,褒衣博带,风行江南。 三、褒衣博带式佛装,是袈裟披法的中国化,出现时间早于太和改制 褒衣博带,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盛装的形容语,起源可能很早。《淮南子》卷11《齐俗训》:“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汉书》卷71《隽不疑传》曰:“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不疑冠进贤冠,带 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衣冠甚伟。”唐颜师古注:“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后汉书》卷68《郭太传》云:“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名震京师。……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上述记载显示,这种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的袍装,自汉代以来就已成为中原儒士喜尚的服装。十六国南北朝时,中原士大夫竟因此号称“衣冠华族”。 中国僧人的服装有两类:常服(俗服)与法服(袈裟)。法服又称僧衣,来源于佛装,是僧尼行法之服。按照佛教规定,袈裟由若干碎布补缀成条,并列缝制为衣。共有三衣:僧伽梨(大衣),用布9—25条;郁多罗僧(上衣、七条衣),7条;安陀会(内衣、五条衣),5条。故而又称百衲衣、田相衣。袈裟的形状为长方形,早期制作简陋,后世渐趋奢华。袈裟的披着,大致有“披袒”两式:披谓披于双肩;袒谓只披左肩,偏袒右肩。 云冈石窟的佛像装束,以条纹法服居多,属于三衣袈裟的艺术化表现。然以披法不同,佛像样式遂有差异,基本分为三类:一是袒右肩式斜披,二是通肩式裹披;三是褒衣博带式正披。前两款披式,比较原始,是古印度、中亚地区的遗风;后一款披式,日本学者称为冕服式,实际上是双肩披法的略微变更,属于一种宽松的披着方法。大约这是像教东传,在汉地形成的符合中国人审美标准的新方法。僧伽梨大衣,采用这种披法,与内衣束带相配,近似于中国的褒衣博带儒装。 云冈的褒衣博带式佛像,主要集中在第5、6双窟,第11、13窟的七佛也采用了相同装束,这无疑是太和服制改革的反映。但是,此款佛像的出现,在孝文改制之前。一是四川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二石像,时值北魏太和七年(483)。二是云冈第16窟立式大佛与第19窟西胁洞倚坐佛,俱属“昙曜五窟”,系云冈早期之作。关于云冈的这两尊佛像,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者颇多推测,往往就造型角度,认为是孝文帝太和前期或后期的重雕或补刻。但是,从历史角度看,虽然昙曜五窟内的壁面雕刻多为后来补造,而大像的开凿,魏收《释老志》有明确记载,当不晚于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特别是第16窟大像,是佛,同时又是一位先皇的形象。从昙曜开窟到太和改制,中隔近三十年,难以想像孝文帝能够或者敢于再次臆造一位皇祖。 事实上,开窟造像必有粉本,而粉本的创作基础,则是业已存在的类似造型。例如,我们看到了河北蔚县保存的太平真君五年(444)朱业微造砂岩佛像,便可以理解云冈第20窟大佛的雕造,并非无源。相同道理,即便是云冈石窟最早的褒衣博带式佛像,我们也不能说现实中没有其原型。每一种艺术流派及其造型,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突然盛行。因此,褒衣博带式佛像的诞生,很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时间还要早。至于这种佛像是北方学南方,抑或南方学北方的问题,恐怕更加复杂,不好遽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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