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州博物馆 艮迪

最近,由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前石象发现“永平四年四月篆”纪年铭刻,使孔望山造像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同志据此认为孔望山造像是为祭祀东海王刘疆所造,建造的时间为永平元年(58年)至永平四年四月(61年4月),亦即东海恭王刘恭薨年至石象雕凿之年(详见本报2006年2月17日7版),窃以为这些论断尚有讨论商榷之处。

孔望山石象新发现的纪年为孔望山造像的时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孔望山造像遗迹包括摩崖造像、石雕造像和杯木半石刻等几部分的内容。杯木半石刻在孔望山东主峰的顶部巨石上,由一个大的盘形凹刻和周围8个椭圆形凹刻组成,时代为东汉时期。石刻造像位于摩崖造像前80~130米处,有圆雕石象、近于圆雕的石蟾蜍和“馒头”状巨石等。此次新发现的纪年题记即发现于石象左前腿内凹部位,由此石象雕造的确凿年代为永平四年四月,考虑到巨型石象雕凿耗费时日,四月之期可能无法竣工,也可能始凿于永平三年。从石蟾蜍等近于圆雕的造型和雕造的风格与石象大体一致,进一步推断其也为水平四年前后的作品,应该大致不谬。然而虽然石雕造像与摩崖造像有诸多联系,但如果由此进一步推论孔望山摩崖造像也是永平四年以前的作品,不仅没有逻辑依据,恐也与事实不甚相符。两者间的联系,在时间上是同时还是先后关系,孰先孰后?在没有其他纪年和有力的旁证资料前,所能比较研究的只有雕刻技法和内容。在技法上,圆雕造像主要为圆雕和利用自然巨石的高浮雕,摩崖造像主要为阴线刻、阴线剔地浅浮雕和类高浮雕等;在内容上,前者为动物形象,类似的在白鸽涧还出土过玄武石雕;后者为佛教本生、本题故事和道教的崇拜形象。雕刻技法和内容的差异给全面、准确地把握摩崖造像的年代等带来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石象已发现纪年,目前我们仍无法得出摩崖造像完成于永平四年的结论。我们期待如同发现石象纪年一样,摩崖造像今后也能有新的资料发现。有关单位已经发掘了造像前的“东海庙”遗址,对摩崖造像时代等认识也将有所裨益。

根据石象发现的纪年,文中推断在孔望山105尊摩崖造像中,居中间位置的X66,是所有造像中最大的一尊,高达1.67米,就是东海王刘疆。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和大胆的探索,然与史实大相径庭。

首先,孔望山地处东海朐县,县东北海边有秦东门植石。宋代洪适《隶释》、赵明诚《金石录》都收录有东汉熹平元年(西元172年)《东海庙碑》,碑文有“浩浩仓海,百川之宗”等语。在道教中,老子为“大老君”,被尊为后圣,其下兴风布雨的东海君为古东海之神,被奉祀于“东海庙”。傅世汉印有“柬海庙长”,表明东海庙是东汉时期一处极为重要的由官府管理的道教庙宇。因此,东海之祭应与东海恭王刘疆无关。

其次,《礼》曰“藏主于庙”,宋玉《招魂》言“像设居室”。秦始出寝,汉承为庙祭墓祠,祭祀神主(木主),而不以石刻雕塑为祀。东汉建宁元年(168年)“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像,是为孤例。东汉明帝即“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为刘疆造像祭祀显然于礼不合。

再次,东海恭王刘疆因其母郭皇后被立为太子,又因郭后被废自请备蕃辅。建武十九年封为东海王,二十八年就国,兼食鲁郡。又以西汉鲁灵光殿犹存,诏疆都鲁。因此实际上刘疆拥有东海、鲁二国之地,都城也并不在东海之域。郭后被废,刘疆常戚戚不自安,“惟疆深执谦俭”,去就有礼。永平元年刘疆薨,帝“不欲厚葬以违其意”。于是特诏:“王恭谦好礼,以德自终,遣送之物,务从约省,衣足敛形,茅车瓦器,物减于制,以彰王卓尔独行之志,将作大匠留起陵庙”。由此可知刘疆死后,明帝虽然诏会葬、丧仪隆重,但非但没有厚葬,而且物减于制、务从约省,实际上是薄葬,当然不会有造像祭祀之举。刘疆子靖王刘政嗣位,YIN欲薄行。中山简王薨,刘政诣中山会葬,私取简王姬徐妃,又盗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政,有诏削薛县,也不可能违诏到东海边为刘疆大兴造像工程。即令造像,东海国都鲁(今曲阜),周围山峦起伏,石灰岩便于雕刻,且名工良匠众多,何以舍近求远,于数百里之外雕刻造像?

此外,东海恭王刘疆就国后,“数上书让还东海”,薨前亦上疏“诚愿还东海郡”。很可能刘疆死后其还东海郡成了事实,所以《后汉书·地理志》并无东海国。由此可以看出,刘疆与东海并无一般诸侯王与自己的封国那样关系密切,因惠及黎民在其薨后有自发造像祭祀之举。

综上简述,孔望山造像并非为祭祀东海恭王刘疆所造;其圆雕造像中石象新发现的“永平四年四月篆”题记,对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断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以考古学的断代方法,只能作为摩崖造像雕凿年代的上限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