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出版的刊物历来以阐述佛经教义为主，很少涉及世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抗战特殊时期，许多佛学大师以及爱国居士，放弃潜心研究的佛理经义，开始关注全民抗战这一神圣的爱国主题，很多爱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其中，为抗战摇旗呐喊，形成后方宗教文化界广泛的舆论阵线，当时佛教的“笔部队”，则有《狮子吼月刊》《佛化新闻》《大雄月刊》《佛教评论》《觉音月刊》《海潮音月刊》等刊物不下十余种，这些都是宣传佛教反侵略的号手，这其中以创办在大后方文化城桂林的《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战最为有力。

　　由于战争形势的恶化，曾在湖南主持南岳佛道抗敌协会的福严寺的巨赞法师和暮笳法师应广西道安法师之邀，前往桂林月牙山创办《狮子吼》月刊，该刊致力于宣传抗日思想，从新闻舆论上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狮子吼月刊—创刊词》中引用广西佛教会会长道安法师的话说：“时代不允许我们做桃园之民，祖国在腥风血雨里面，袱着憔悴沉痛地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在动荡的大时代下，来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这些龙华会上同称海会的一群，该争点气吧！一些有知识，有远见的高僧，学者深知一个宗教组织或学术团体争取创办专业刊物对于宣传教义，动员佛教界参加抗战，开展学术交流和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以及扩大教会影响，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到了1940年初，广西佛教会开始与湖南南岳佛教学院和抗战团体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的进步僧侣取得联系，并共同商定在桂林以广西佛教会的名义筹办佛教刊物，这年秋南岳佛教学院院长，著名的新佛教运动理论家巨赞法师等一行来到桂林，经过巨赞和道安法师的疏通努力，《狮子吼月刊》创刊发行，这个刊物是主张统战和团结的，其宗旨是宣扬新佛教运动，报道各地佛教界救亡动态，推动佛教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该刊撰稿的有佛学界德高望重的新佛教运动的倡导者，著名的佛学史家，大法师，老居士如欧阳渐，太虚，弘一，巨赞，暮笳，道安，性空，一空，万武等。也有在桂林的文化名流，社会人士如郭沫若，田汉，柳亚子，夏衍，欧阳予倩，聂绀弩，廖沫沙，关山月，张志让，傅抱石等。该刊先后刊出了“烽火照耀下的佛教姿态”，“抗战以来佛教运动特辑”等专辑，发表了不少紧密联系抗战救国实际又观点鲜明，颇具号召力的文章，如《佛教革命的分水岭》，《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日寇南进对佛教国之阴谋》，《抗战四年来的佛教》，《佛教的战斗观》等等。

　　《佛海灯》在抗战早期就出版了“僧伽护国专号”，发表了《护教护家与护国》《僧训武装护国论》《佛法救国与僧伽护国》《僧伽与国难》《唤起僧青年共同救国》《僧伽的护国途径》等文章，宣扬了护国是僧伽应尽之责，且强调了护国与佛教的宗旨是相符合的，还提出了一些实际的办法，如参加救护工作，组织慈善救济，筹集抗战捐款，甚至提出了“实力援助”，武装僧伽以图卫国，这对后来广泛组织于大后方的僧侣救护队有着积极的影响。释震华撰有《僧伽护国史》，释乐观编写出版了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记录爱国僧侣在抗战中的救亡行为，激励佛教徒们团结抗日，争取早日胜利，中国佛教徒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

　　太虚于1918年创办于上海的佛教刊物《海潮音》在战争期间转移到大后方，刊物对内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佛教改革，积极参与社会进步活动与爱国运动；对外大力宣传反侵略反战争的世界和平主义，力促中外文化交流，拥有坚强的作者阵营和广大的读者群，被誉为“中国佛教的《东方杂志》”。抗战时期，由于大后方各大城市频繁遭遇轰炸，《海潮音》杂志因重庆印刷所被炸，一度由北碚迁往昆明编印发行，1939年7月，重庆《佛化新闻》也因此被迫迁往成都办公，这些刊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抗战。

　　由于当时举国上下关心的是中国的命运，远离世俗的纯佛学研究，很难成为热点，同时激于民族大义，虽然当时中国佛教界的刊物出版以及刊物内容出现萎缩之势，但却与世俗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一方面为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抗战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