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地处大后方的汉藏僧人都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纲领，认为“佛教之人力财力亦有化为国用之必要”，于是积极地动员和号召群众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他们积极为国家民族奉献，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带头人，钱财物资对抗战是急需的，但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对于推动和促进前线军民团结抗战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一切又与当时佛教中的有识之士率先垂范，奔走呼吁是分不开的。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太虚大师以佛教抗战为弘化重点，他为出钱劳军运动在中央广播电台呼吁佛教布施，特别号召清贫苦修的僧尼同样以民族大业为重，少吃一碗饭，少嚼一茎菜，不能失去中国佛教徒竞修布施功德的最好机会，为抗战略尽绵薄之力，以示中国佛教徒的爱国热诚。

　　从1939年11月底到次年5月4日，以太虚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亚等国家，通过与各国佛教界人士，政府官员和各界民众的广泛接触和会谈，争取了所访各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经过访问团的宣传工作，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为祖国抗战增添了物质力量。

　　乐观法师和外长吴铁成在泰国仰光时，提出展开华侨贡献竞赛运动，借此加强扩大抗战建国宣传，达成精神与物质总动员的任务。仰光华侨救亡总会，佛教各团体，本有献金的计划和准备，于是在侨领领导下，全体侨胞三十万人积极募捐献金。通过运动，增强了广大侨胞的抗战建国热情，自发来为“前线抗敌的将士们输血”。

　　四川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四处奔走，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表达他们的抗日救国热忱。1938年夏天，在本地区颇有威望的青禳呼图克图，贡噶呼图克图以及藏传佛教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专门委员格桑泽仁等人在西康发起募捐，用于购置慰劳品和锦旗，并组织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抗日将士代表团”。他们到重庆后，立即将在藏区募捐的金银首饰（银质饰物40斤零10两5钱，金质饰物6件，纱洋85元4角，大洋19元，小洋11元）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抗战之需。同时，他们还代表四川藏区的藏族民众表示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誓做抗战前线将士的坚强后盾，并继续“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给国家”。他们从前线回到四川藏区后，仍积极地活动，四处奔走，为抗战募捐。后来，格桑泽仁还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表达四川藏族对中国共颤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由衷敬意。

　　早在抗战前夕，九世班禅就自发的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11月8日，他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为了祈祷抗战胜利，诅咒日本侵略者，他还曾捐款数千元，修建坛城。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他们通电全国，表示：“日军侵华，行将两载，赖我将士浴血抗战，扬国威于世界，最后胜利如在掌握，行见五千年文化之邦，重开自由独立之花……本代表团谨代表班禅大师行辕全体人员暨西藏僧俗民众，星夜东来，谨向最高领袖及公等并全体将士献旗，面致慰劳，并献呈医药慰劳费九千元，聊表藏胞关念微忱，兹由本团全体同仁合摄献旗影片，连同锦旗暨医药慰劳费呈则由军事委员会分别转送，聊当本团同仁躬亲呈献，敬乞查纳。”

　　1938年，远在拉萨的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电令其兄阿旺嘉措组成“拉卜楞寺一百零八寺僧民慰劳前方将士代表团”，携带羊皮1万余张和其他慰问品，奔赴重庆和各战区。1943年8月，拉卜楞寺嘉木祥五世曾派兄长洛桑泽旺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发动所属各寺院，各部落，筹集了可购30架飞机的巨款（每架银币3万元，合计银币90万元），由嘉木祥呼图克图之兄洛桑泽旺亲自担任团长，带领其弟拉卜楞寺阿莽仓活佛等数十人，到重庆捐助。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的义举“打破了边民向国家献机的纪录”由于拉卜楞寺支援抗战事迹突出，为了表彰嘉木祥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国民政府特明令嘉奖，特赐“输财为国”匾额一方。

　　1937年初，地处西北大后方的甘肃祁连山三十三族地区藏族僧俗群众在该地区政教领袖顾嘉堪布，贡布什加等带领下，组织了“甘肃祁连山藏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并捐赠了各种慰问品。1941年5月，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酒泉，安西，高台，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的献机运动，并电请太虚提倡，于是大后方各省市县佛教团体积极响应，大家纷纷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

　　藏区的广大僧俗同胞也在国家危难的时刻，自发踊跃的捐款捐物。1939年1月，时值冬令，凛冽的寒风中，康藏民众首先想到了正在与日寇顽强奋战的前线军民。于是，人们在贡噶活佛等人的带领下，捐赠前方将士有良好御寒作用的卫藏氆氇120匹。后来又将各种土特产品，皮毛，珍贵药材等送到征聘寒衣分会。时间不久，分会为了汇兑方便，将征得的各种物品折合成款，竟已达2万元。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1939年入藏的“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离开拉萨前，一些僧俗民众捐献了自织的110多匹氆氇，委托他们制成军用背心，带到前方，分送抗日将士。这些氆氇质料，花纹极其特殊，可制成背心400多件。虽然为数不多，但可“表示遥远后方之西藏民众自动敬慕抗战将士热忱”。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

　　抗战时期，无论是边区的藏区同胞还是遥远国度的海外华侨，无论是佛教界的广大爱国僧侣，还是在佛教界的有识之士的宣传下，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形式的捐献运动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