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在“杭州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现原大佛寺内有一个古代遗留的“八角形铺砖图案地墁”，经深入考证，是国内唯一的宋代遗留下来的坛相和结界都较完整的古楞严坛遗迹。其形制完全符合《楞严经》中的古规制，保留了楞严坛的早期面貌，填补了失传失记的早期楞严坛实物及记载缺失。这一考证发现，对正准备修复的杭州大佛寺的方案定位及设计、西湖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内涵提升等，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古楞严坛 八角形佛坛 坛相与结界 宋代
作者陈珲，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理事（邮政编码 310006）；棕彝，佛教在线信息中心编辑（邮政编码 100011)。
在杭州宝石山南麓石佛山的原大佛寺旧址内，有一个古代遗留下的神秘遗迹“八角形铺砖图案地墁”，因其图案颇类似太极八卦图，当地居民称它为八卦图。据现住大佛寺内一翁姓居民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该八角地墁上即搭建简易平房，直至2008年5月住户搬走，上面房屋拆除后，该八角地墁才为人所见。如此很幸运地躲过了“文革”一劫，并且由于上面搭屋时没有造成很大破坏，才有今天八角地墁较完整的图案存在。
古大佛寺面向西湖，依石佛山南坡筑屋，层层叠宇，步步登高，景致绝佳，颇有特色。现山顶处的建筑是原弥勒院遗迹，其东边是大石佛院，有一尊凿于北宋末年的大石佛像仅留山骨岩体而威然存立其间。此二处都是大佛寺的遗存。弥勒院最北面原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殿，毁于20世纪50年代。在原大殿平台南面的山阶下，有一个空场，该空场南北约8.7米，东西约9.15米，八角地墁就位于空场的略偏西南处。
八角地墁的整体呈正八角形，图案中间有个圆环，再由八角连线圆环，又构成八个扇形图案。八角地墁最大直径（即对角线）约215厘米，最小直径约209厘米；八角形中间的圆环直径约76厘米；圆环外相连的八个扇形图案，小端约28厘米，大端约76厘米，边长为72厘米。图案很接近太极八卦图，但是没有太极图，也没有卦象。其圆环内沿边有铺砖以八字形为环绕，圆环中间则呈凹圆状。砖的尺寸主要有3种（只能测量平面尺寸）：以4×24厘米、3.5×22厘米这两种砖为主，构筑图案主线；以2.5×12厘米这种薄形小砖为主，填塞线内空间。另外也有一些较厚的砖及石片，填塞在线内空间。
由于紧挨着八角地墁的东边地面已经铺浇成水泥地，西边地面现在是菜地与废物堆，原状早已破坏，所以基本上看不出原来的地面。但是南北两边的地面可以看清楚，是砖铺的，比八角地墁低了一些，使得八角地墁微凸出。八角地墁的对角中，有两副是呈正南北与正东西方向的。在南北两端的对角外面，都紧贴着连成直线的铺砖，砖线的尽头是与之成T字形的铺砖横线。两端砖线各宽约12厘米（12×4厘米），包括砖线尽头的横线宽度，两端砖线各长约140厘米。中间有规则排列的砖填塞在线内空间。据此估计，八角地墁外围的低地铺砖图案可能是呈四方框形的：八角地墁现在是微凸在一个“工”字形图案铺砖的场地正中的，但很可能原来是“田”字形的；因两端砖线各长140厘米，再加上中间的八角地墁直径215厘米，故此图案的南北总长计495厘米，约合5米；若以原来是四方形的猜测为准，则得其面积约25平方米。
因为外围铺砖紧贴着八角地墁，并且二者的铺砖规格质地相近，故判断是同期一体的作品。从显露出来的铺砖平面看，砖是无纹饰无文字的平面砖，致密度较高，但无法以目测判断年代。
一、八角地墁为佛教“楞严坛”考
（一）八角地墁明显为佛教修持性质坛场
首先，到八角地墁是整个场地上的显眼凸出物，或者说是该场地的隆重中心，很显然，这应该是一种具有非寻常意义的建筑物；接着到此是原大佛寺的遗留文物，并明显展露出宗教含义，而据记载，这一场地自五代始就延续为佛教寺庙地，历史脉络清楚，从未有过中断[1]，故初步断定：这是当地佛教寺庙中的一处佛教修持性质的坛场建筑遗存。而鉴于其的形状特点，又进一步明确为“八角形佛坛”。
（二）八角地墁完全符合楞严坛古规范形制尺寸
从佛教规范标准的坛制来看，“楞严坛”应符合《楞严经》所规定的坛式坛制。《楞严经》即唐代所译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2]，是佛教非常重要的经典，该经典所规定的楞严坛立坛方式是：
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唯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合旃檀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于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黄土，和上旃檀、沉水、苏合、薰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3]。
从上述引文可知，按《楞严经》规范，楞严坛的标准规制是“方圆丈六为八角坛”。明确了“八角坛”是楞严坛的重要特征及鲜明标志，楞严坛是以八角形的特定形状来表达《楞严经》的思想精神及特殊含义的，并得以展示相关的佛法仪规。因此，史称“温陵禅师”的北宋高僧戒环是这样解释楞严坛的：“坛，寂灭坦实之体也，体具八正，故为八角，为摄八邪。”[4] 八正，即指佛教中八种通向涅槃解脱的正确方向，分别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虽然这只是对楞严坛的八角形特色所作的一种解释，但是赋予其佛教八正的内涵意义，正是基于楞严坛八角形的特征，可见“八角坛”正是楞严坛明确区别于其它坛场的最大特征。
曾亲自在天台山高明寺建立过楞严坛的明代传灯大师[5]，为上面这段《楞严经》立坛方式作过疏，其曰：
方圆丈六为八角坛者，盖以角言之，设不得不方；以八言之，又不得不圆；以像圆顿镃基，外方而内圆。外方是以威仪而矩物，内圆是以妙理而融心。此又示大乘行人，虽悟一性圆融，而不失三学庠序也。言丈六者，不过谓直用八，不足以容供养具，故累其八为十六，径终不忘其本也[6]。
从这段疏中可知，所谓“方圆”者，是指“八角坛”之既方又圆的坛边，因而“丈六”，就是指八角坛既方又圆之坛边的周长；而“累其八为十六”者，即言“二八为十六”也，故此八，是指坛的八角。而一丈六尺除以八，是二尺，也即“每角距为二尺”。筑楞严坛是要符合经典教义的，而其中一种对经典规范的解释是：“八角形的楞严坛，每角距为二尺”，认为唯如此才可符合“二八得十六”，即八角坛的周长为一丈六尺的规范要求。
关于上述坛的周长为一丈六尺，每角距为二尺的诠释，在北宋仁岳法师[7]《首楞严经集解熏闻记》（卷4）中可以得到明确证实。其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者，《纂要》云：一角二尺，二八十六，为一丈六也。”[8]这就说明，在仁岳法师此书之前的一本名为《纂要》的楞严讲解著作中，是明确设定楞严坛为每角距二尺，周长一丈六尺的。
对照大佛寺内八角地墁，首先，其为“八角坛”是肯定的；而实测得其“每角距为76厘米”，合宋常尺（每尺约31.2厘米）为二尺四寸余。考虑到宋代有大尺寸尺，大者一尺可达常尺的一尺二寸左右，由是考之，此约略为某种宋大尺之二尺[9]。也就是说“每角距为76厘米”的尺寸，是按照经论规范中，楞严坛的“一角二尺”之规范执行的。换言之，是符合宋或宋以前“一角二尺，二八十六，为一丈六也”的坛制尺寸的。也即八角地墁完全符合《楞严经》规范中“楞严坛”的坛制，所以从形制规范上来考察，可以得出该八角地墁是“楞严坛”遗迹的结论。
（三）八角地幔的坛室与坛场选择
此外还可补证的是，若做楞严修持，一般来说仪轨较系统，需时较长，故需要坛外有室遮蔽。在《楞严经》中有这样的要求：
於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像。应於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閦、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像，兼金刚藏安其左右。帝释、梵王、乌刍瑟摩、并蓝地迦、诸军茶利、与毗俱胝、四天王等，频那夜迦，张於门侧，左右安置[10]。
此要求表明，坛外还须有坛室，也是楞严坛规范的一部分，以满足楞严仪规的一应需要及布置等。考察该八角地墁外围有铺砖低地，故推测是坛室的四方形地面，如此，该坛室约为25平方米（前已述测得尺寸为5米见方），作为坛室，已经够大了。鉴于目前那里尚未发现柱础等，虽然考虑早期坛室的制式可能较简，若其后发掘的资料能确证是四边形的，就可暂定名为“四方结界”或“结界”；若是平行的两边，另两边未发现铺砖，则历史上此处若行法时，不排除结界以梵线方式进行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地结界的边长约为5米，到是接近“丈六”，佛经有无量义，也许古人是如此理解“方圆丈六”的涵义也未可知。而仁岳法师《集解》中有：“如方等行法，亦令作坛，纵广一丈六尺耳”[11]的解决方案，似乎与此类同。“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各解。”随机教化通常是适应当时当地的具体需要的。
另外，以翻译密教经典而著称的北宋法天所译之《妙臂菩萨所问经·选求胜处分第二》经典中，还有对坛场选择，坛室建立的诸种要求：
复次持诵行人，若欲修真言行求成就者，先求诸佛所说。佛及菩萨辟支声闻昔所住处，是为胜地。如是等处，常有天龙阿修罗等而为守护供养。恭敬何以故，以有天上人间，最圣丈夫曾所居止。得此地，已持诵行人亦要清净身心，律仪具足，常此居止。若无此福地，只得大河岸边或小河边或泉池侧，乃至陂泺有清流弥满，无诸水族毒恶之类。其侧亦得其处但有莲华、乌钵罗花、及诸名花异果软草遍布。或是山中岩窟之所，是处清净，无诸师子猛兽可畏之类。得是处已，仍须垦掘深一肘量，除去荆棘瓦砾灰炭碱卤糠骨毛发虫窟之类。乃至掘深不能尽者，亦可弃之，更求别处，如前垦掘一肘之量，别填净土于上立舍。用净土作泥，内外泥饰，复以衢摩夷涂地于中。坐卧常在地上，不用床榻之类，其室开门，唯得向东向西或向于北，不得向南。如是造立舍，已随彼相应所作事业[12]。
上文可知，该佛教经典强调的是要选择在“佛及菩萨辟支声闻昔所住处……大河岸边或小河边或泉池侧……但有莲华、乌钵罗花、及诸名花异果软草遍布。或是山中岩窟之所”的地方建坛立舍。考察八角地墁，前临西湖碧波，旁有诸多清泉，后依宝石名山，近靠秦皇缆船石之混沌古迹，遥傍五代保叔塔之俊秀昔胜，于经典要求，已是完美有加，此亦是一证矣。
（四）杭州史料中的《楞严寺》
首先，据南宋《咸淳临安志》中刊印的南宋古地图《西湖图》上的标注，在大石佛稍后的西旁是楞严寺，查看南宋遗留的其它几份《西湖图》，也都于相同位置上标注出楞严寺，这正好与今天的大石佛遗石之邻于弥勒院中八角地墁的位置状况相吻合。可以佐证的是，最新发现的南宋院画《西湖繁盛全景图》[13]，更是将大石佛与西旁稍后的楞严寺位置，清楚而形象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今天八角地墁的位置，宋代时恰好处于楞严寺的范围内，那么，在原来宋代的楞严寺旧址里，今天正好考证发现了一个楞严坛，这就完全顺理成章了：此地曾有过楞严寺，势必奉行《楞严经》，现在又发现一符合“楞严坛”规制的八角坛，两相印合，就可判明这是一“楞严坛”遗迹了。如此，判断八角地墁是楞严坛的结论，就又得到了这一史料证据的强大支撑。
此地的楞严寺，在南宋古《西湖图》上的全称是“十三间楼楞严寺”，而在南宋以来诸文献记载中，则多称为“十三间楼”。如《淳祐临安志》（卷六）：“十三间楼，去钱塘门二里许，苏轼治杭日，多治事于此。今为相严院，在大佛头缆船石山后。”[14] 南宋《武林旧事》（卷5）：“十三间楼相严院。旧名‘十三间楼石佛院’。东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有冠胜轩，雨亦奇轩。”[15]明《西湖游览志》：“相严院，晋天福二年（937年）钱氏建，有十三间楼……苏子瞻治郡时，常判事于此。”[16] 清《湖山便览》：“十三间楼在大佛寺右，晋天福七年钱氏建，名十三间楼石佛院……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名相严院。苏公治郡日，尝就判事于此，旁有冠胜轩、雨亦奇轩。”[17]
这些杭州志书中所载的“苏轼治杭日多治事于十三间楼”的传说，在苏东坡的《苏轼集·圣散子后叙》中有确切记述：
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18]。
由上文可知，北宋时杭州就有楞严院，并且苏东坡曾居住在楞严院内施“圣散子”药救人。而苏东坡曾居住之楞严院，即上述文献中所记载的“十三间楼相严院”，也即南宋遗留的古《西湖图》上标注的“十三间楼楞严寺”。另外，也有称为相严寺的，如南宋末顾逢有《相严寺僧楼》诗：“镜样湖光照眼明，无风无浪水如冰。画图只在阑干外，柳下行人楼上僧。”诗中反映的正是这里的情景。如此又可知，这里虽有楞严寺、楞严院、相严寺、相严院等几个不同的名称，其字稍有些差异，但实际上就是一处[19]。
至于今弥勒院旧址是否为宋代十三间楼旧地，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张文虎《十三间楼校书记》中有考述：“西湖宝石山之半，盖有宋十三间楼，旧地为东坡守杭时治事之所云，今地入弥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楼三楹，仍旧额曰‘十三间楼’。己亥庚子秋，钱君熙泰续文澜阁校书之役，偕予两寓于此楼。前为后湖，夹岸即锦带桥，西南袤对孤山之放鹤亭。”[20]张文虎、瞿世瑛、钱熙泰都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家，读书何止千万，他们认为当时的“十三间楼”就在宋十三间楼旧地，“今地入弥勒院”，也证明了弥勒院中八角地墁所处地，确系宋代十三间楼楞严寺旧地。
另外据考，苏轼治杭日的所谓“治事”，其实是指苏东坡在此施“圣散子”药救人，并创办“安乐病坊”等抗疫防病救治杭民的大事[21]。当时杭州百姓正陷入严重的水灾连旱灾后的大面积瘟疫中，苏东坡是借助了楞严院病坊的医疗条件及楞严药师佛的佛教力量来行事的。而其时州治在凤凰山下，并不在此，故任杭州知州的苏东坡是不可能在这里处理政事的。从有关记载及上面的《圣散子后叙》中可以看到，苏东坡在任杭州知州时，已然表现得像个充满仁慈与献身精神的佛教徒和医僧。并且，施“圣散子”药，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行为。清代学者钱谦益曾曰：“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22]可见苏东坡向佛的笃诚，文人学子鲜有其匹。
具有一定佛教知识的人都知道，既然在楞严院内施药抗疫，并且是因范围极广的“杭之民病”，就会相应伴随着做一场规模相当的楞严法会来加持。即《楞严经》中所特别强调的：“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龙天鬼神，精只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咒诅，魔盅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恶星，并诸鬼神，碜毒心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毗那夜迦，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23]
面对瘟疫，佛教界举办当时很兴盛的楞严法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种法会，除了行法持咒、驱疫外，更多的具体内容是“上供下施”。上供，就是对上、对诸佛菩萨、对圣贤修作供养；下施，则是对六道里的众生要布施给他们。故可知苏东坡之在楞严院里施“圣散子”药，其实也是为“杭之民病”而举办的楞严法会的一部分。因此，这里宋时曾作过楞严法会或曾讲过楞严经等，是可以明确的，这就是又一个印证。
至此，在形制与规范相符合、实物与记载相印证的面前，已经可以非常确定地判断：此八角地墁，就是“楞严坛”遗迹。 因此可以明确：自北宋到南宋，现八角地墁遗迹处正好是楞严寺所在地，所以才遗留下一个“楞严坛”遗迹。这样的巧合，就意味着此不但是楞严坛遗迹，而且其源头还可追至宋代。
（五）宗教文化传承史料中的《楞严寺》
很幸运的是，在进行此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还找到了一份直接记载大佛寺的最早前身——宋初兜率院的档案性质历史文献，给这一研究带来了源头上的重要史料和证据。这份文献就是宋初杭州南山律宗的高僧孤山智圆所著的《闲居编·钱唐兜率院界相榜序》。该序全文如下：
兜率院者，皇朝太平兴国元年忠懿王所建也。厥事裁讫，会王纳版藉归于天子，故结界之法无得行也。大律师梧公，勤以训人，勇于为法，大中祥符九年夏四月十三日，由寺之圣果而来居焉。将传授乎毗尼，莅众沙门紫其服者曰：“慈度之请也。”至止之翼日，群英毕臻，梵筵肇启，举知律者以白二法行结界事。起居有仪，宣秉有序，作法既周，大界斯成。而今而后，依是住者，为能秉有成济之功，为所召无奔驰之劳，摄衣焉，摄食焉，说戒焉，自恣焉，凡曰有章可举而行，孰谓其地弱不胜乎？噫！忠懿经构于前，梧公结界于后，二者既备，道繇是光，虽财法之两殊，及其立事一也。吾以定慧训乎来学，且知圣道以戒律为始，因诺来命，序其所以然也[24]。
这份最新发现的史料表明，此地（大佛寺范围内）在五代及宋初，曾有过施行白二羯磨并作过结界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大佛寺的最早前身兜率院，建于宋太平兴国元年，为吴越王钱俶所建。其时杭州还属五代，正值钱氏纳土归宋前后，故寺庙可能原来就有施设结界之议，但因此而未得行。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夏四月时，钱唐律主择梧元羽在此施设结界。记载实录了择梧元羽追溯原始佛教民主管理精神，划定寺院范围、议事、传讲戒、忏悔场所等内容。从《界相榜》看，这一次结界主要是明确寺院四边范围之“大界”；从行白二羯磨可知，在大界中结有戒场，即所谓“羯磨结界”。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宗教文化具有强大而顽固的保守性，而大佛寺最初名兜率寺，用的就是兜率院的匾额，所祀奉的都是弥勒佛，可见大佛寺有传承宋初兜率院所奉宗教文化的浓厚倾向。当然，大佛寺内发现的砖铺边界不一定是直接源自择梧元羽的，但从当地结界风气之传承角度看，可作相当参考。比如在辽金时期，北京的戒台寺戒坛与潭柘寺楞严坛之间就存在着相互的传戒学戒递接关系，也是一个旁证。
很重要的还有，记载及历史表明，大佛寺的楞严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民国初的大佛寺住持太虚大师，曾于1935年在嘉兴楞严寺专门开讲《楞严大意》，其曰：“《楞严》是经名，今由楞严寺发起讲经，故讲楞严大意。太虚本人初出家时，读诵楞严经，颇有启发。民国4年，在普陀著《大佛顶首楞严经摄论》。民国9年，在湖北演讲，编成《楞严研究》。《楞严经》对于本人自身修学上，亦有因缘。”[25]可见大佛寺之所以能留下楞严坛，与此处楞严传统延续不断极有关系。当代著名的佛教学者白化文教授认为：“古刹常存遗制及递改之迹。”[26]确然，大佛寺楞严坛遗迹正属此类现象。当然，由于密教之不显，故留下的信息不多，给这一楞严坛的考证带来困难。不过本文论述还是旁征博引了不少，基本面貌已经揭示出来。
二、“楞严坛”始建于宋代考
（一）八角地墁显“楞严坛”较早期形式
首先，借用了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通过对楞严坛营建模式的历史发展类型排序，来确定该楞严坛的时代序列位置。据元代惟则大师在《楞严经圆通疏》中会解：
长水曰，坛者，除地为之，即今之墠也。吴兴曰，不尔，上言场地，可如其墠。今既名坛，必须起土为之。是则，先除地为场，后别取黄土和香为泥，于其场上以泥涂起，令成坛相也。温陵曰，坛，寂灭坦实之体也，体具八正，故为八角，为摄八邪，故方丈六[27]。
这是北宋时期几位高僧对楞严坛“坛相”问题的一场争论。长水，就是史称“长水疏主楞严大师”的北宋华严宗僧子璇；吴兴，是北宋吴兴净宽法师仁岳；温陵，是北宋泉州开元寺高僧戒环。长水认为，“坛者，除地为之。”但吴兴认为不是这样的，而是“必须起土为之。”起土，即累土堆起。温陵则不介入具体的争论，唯强调楞严坛的八角与丈六之规范。反映出北宋时著名高僧对楞严坛立坛方式及坛相所执的不同看法。
对这段争论，近代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大师具体解释道：
古云：封土曰坛，除土曰墠。除，扫也。《国语》云：坛之所除也，曰场。封土，即起土也。此中场地，可如其墠。今既名坛，必须起土。故先除地为场，后别取黄土和香，于其场上，以泥涂起，令成坛相，在室中央。此示楞严坛场之法式也，初所建坛式竟[28]。
这就是说，圆瑛认为长水所说的“除地”，是扫地之意。故“坛者，除地为之”，就是简单到打扫干净场地，即可为坛。那应该是最早期的楞严坛样式，是以圆瑛大师说，这种坛式是“初所建坛式”，是楞严坛之始本。
而比之再发展一点的，就是吴兴主张的“必须起土为之”的坛式。即“取黄土和香为泥”，在场地上累土堆起一个八角形坛场来的。这也是一种早期模式的楞严坛。
除了上述2种楞严坛模式外，已知的还有明代天台山高明寺的楞严坛模式与清代北京潭柘寺的楞严坛模式。明代天台山高明寺楞严坛，是著名的传灯大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成的，在朱封鳌《访六朝古刹高明寺》一文中有这样叙述：
据《幽溪别志》记载，该楞严坛的造法是十分讲究的：先在坛屋中间用高原五尺以下黄土筑成坛场，高三尺，方圆一丈六尺，成八角形。坛场上层取大雷峰五尺以下黄土，捣筛成粉，水中澄淀，取其中极细腻部分，拌和旃檀、沉水、苏合、重陆、零陵、甘松、白胶、郁金、青木、鸡舌香等十种香，作为坛场泥土。场地中央置一朵大莲花，花中置钵，钵盛八月露水。莲叶莲花之外，环绕八枚大镜，镜外置十六个香炉，香炉之外，罗列各种供养。坛上构枰棋，为大白伞盖，所悬八面大镜，与坛镜一一相对。枰棋中又悬一枚大圆镜，外挂五色花幡。坛屋后、左、右三方，均挂圣像。前方翻轩之内，为十僧礼忏之地。此系重地，只许预修者、值香者进入。其他附修者，一律在坛外，不得擅人。传灯大师端坐坛中讲（楞严经）时，“听众常闻天乐鸣空，屡感灵异”因此，“一时缁素，稽首皈依”。至于楞严坛的遗址，住持说，就是现在的方丈殿[29]。
这显然是一种刻意模拟古制的楞严坛。不过文中说现在的方丈殿就是楞严坛遗址，可知殿内的“楞严坛”如今已无存了。
另外，在有1700年历史的北京潭柘寺里，如今可见到一个八角形的大汉白玉石基，此即因年久失修后在“文革”中坍塌的楞严坛遗迹[30]。传说潭柘寺楞严坛始建于辽代，是与潭柘寺一起建成的，但其时形制如今已不可知了。现存这个八角形石基是明清时楞严坛的遗基。明崇祯进士入清仕礼部左侍郎的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记载过此楞严坛，故可知明末清初时该楞严坛还完好。从清代老照片看，该楞严坛原来有一个重檐亭式木结构八角殿坛室。
朱哲《探源考异访潭柘》介绍：此八角殿在清代重修后，全高四十九尺，殿屋直径为四十七尺，踞于八角形汉白玉须弥座上。由于是八面体建筑，故开四个门，其它四面为木质花棂窗。在主门额上悬乾隆手书的“寂照真如”匾，其它几侧悬清皇室书写的“金姿宝相”“慈云普覆”等匾。殿内有一座八角形的木结构楞严坛，高二十五尺，直径十六尺，八个侧面为玻璃窗面，中间供奉着楞严佛。佛前供有汉白玉制玉笛、花瓶、康乾二帝所留芭蕉扇各一柄等。佛像后还有一面“庄严华光镜”。佛龛两侧，原有一副楹联[31]。这就是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代的皇家气派的楞严坛模式。
比照起来看，大佛寺内的楞严坛，比之“扫地为坛”与“堆土为坛”之类最原始的坛式，已经复杂隆重得多，毕竟已经是“砌砖为坛”了，并似有坛室。但比之天台山高明寺以及北京潭柘寺的殿式坛室，则又简单俭朴得多——目前在八角地墁旁只发现有外围铺砖地，但没有发现有重大的古代建筑痕迹。可能在早期使用中是搭建茅棚行法的，透露出了较早期的信息来。可见是十分珍贵的源头上的早期面貌的“楞严坛”遗迹。
而从“扫地为坛”，到“堆土为坛”，再到“砌砖为坛”，再到明代高明寺已有殿式建筑坛室，清代潭柘寺不仅有殿式坛室，其楞严坛也已发展成为有约五米宽八米高的大体量建筑物。这样依序来看，正好反映出楞严坛的发展轨迹——从简单俭朴矮小，到复杂豪华高大的一系列演变过程。考察大佛寺内楞严坛，在这楞严坛发展演变的类型序列中，并不属于最早期的，但又明显是早于明代类型的。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可能因为看到明清时代楞严坛的高大豪华，见此楞严坛这么简易平常，面积很小，就断然否定其是楞严坛。其实，这恰恰证明了此楞严坛具有简便易行的早期性特点。早期密坛和明代清代的不同，此楞严坛作为一个小型道场的密坛使用，是足够大了。且如前已论证的，其是较为符合楞严坛古制尺寸标准的一种坛式，早期坛场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还应以实物为准，不一定是十分精致的。
这一楞严坛模式，是楞严坛序列中的重要一环，由于这一实物的发现，填补了原先失传失记的楞严坛模式缺环，具有很重要的标本性意义。类似的早期楞严坛作品，汉地已经没有，即使从建坛源流上，参考仁岳法师的说法，也有一个坛之设立从小到大，从简易到庄严，依此经修持的人从少到多的过程，和楞严的历代修学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楞严坛始建于宋代考证
从上述楞严坛模式的类型排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佛寺内这一楞严坛模式，是明确早于明代的。再进一步推考：据史书记载，宋代时当地有楞严寺，而此前此后这里并未见有楞严寺的记载。那么作为楞严寺，在寺内设立“楞严法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寺中建有“楞严坛”坛场，也是必然之事。由是考之，此“楞严坛”的始建年代应该是在宋代。
可引以为据的是，北宋仁岳法师在《首楞严经集解熏闻记》（卷4）中述：
方圆丈六为八角坛者，《纂要》云：一角二尺，二八十六，为一丈六也。今谓若尔，则径有五尺三寸许耳。准下文坛中所设，供具并诸食器各十六，是则坛量太窄，当取径有丈六，正得其宜，如方等行法，亦令作坛，纵广一丈六尺，至若十人围坛诵咒，方堪行道，此不难见何以误谈[32]。
在仁岳法师这本书之前的一本名为《纂要》的楞严讲解著作中，设楞严坛是每角距二尺，周长一丈六尺的。对此他是不太认同的，在他看来，如果今天也遵照这样的尺寸设坛，那么直径只有五尺多，然后按照《楞严经》规定，还要在坛中放置每种都须十六件的诸食器等，那么坛场就很挤了。所以他认为应该解释古经典中的“丈六”，是八角坛的直径为一丈六，而不是周长为一丈六才对。如潭柘寺楞严坛之丈六内坛，就是遵循了这一制度。
从仁岳法师不同意每角距二尺，周长丈六的坛制，认为这样的坛太小了的主张看，本文考察的大佛寺楞严坛，是按“一角二尺”之规范执行的，是符合宋或宋以前“一角二尺，二八十六，为一丈六”的坛制尺寸的。故应是仁岳法师成名以前的教界制度作品，即北宋早期的楞严坛模式。
仁岳法师学律于钱塘之择梧元羽，后至南湖师事知礼，受天台教，曾受请住持杭州昭庆寺。他应该见过周长丈六的实物，但在实践中感觉若多人行法须更多空间，所以才提出了这一扩大尺寸的调整意见。从其师承及所在寺院和地理位置看，他所看到的很可能就是今天大佛寺内这一坛场，因为与杭州昭庆寺戒台、泉州开元寺戒台并称中国三大戒台的北京戒台寺，在辽代有高僧法钧来寺开坛讲授戒律并营造戒台，当时，准备皈依佛门的人纷纷到戒台寺学习经文和戒律，然后再到潭柘寺楞严坛进行考核，合格者准许出家，并能成为游方僧人[33]。这样的模式，也有可能曾在杭州宋代的昭庆寺与楞严寺之间存在过。至少，每角距两尺的“楞严坛”，是仁岳法师当时或之前的一种立坛的法式，而这一样式的实物，如今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原宋代楞严寺旧址内，昭庆寺又近在其旁，所以不能不作如此推测。
对每角距二尺的说法，北宋净源大师编叙的《首楞严坛场修证仪》中亦有评述：“古人以一角二尺，二八十六，为一丈六。《集解》谓其太窄，当取径有丈六。如方等行法，亦令作坛，纵广一丈六尺耳。”[34]可知“一角二尺”的坛制尺寸，实乃古制也，在北宋时尚且如此认为，那么这就又可证明，大佛寺内楞严坛，是不迟于北宋时期的楞严坛模式。
净源大师，出家受具足戒，起初从五台承迁学《华严经》，后师事长水子璇，听《楞严经》等。宋初，子璇起而兴复华严宗，以贤首宗旨作《楞严经疏》（10卷）行於世，净源继其後，振兴华严的宗风，当时称为中兴教主[35]。
子璇，即史称“长水疏主楞严大师”的北宋华严宗僧，是杭州钱塘人，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因注解与弘扬《楞严经》之巨大影响力而受当朝册封赐“楞严大师”之尊号者[36]。“百度百科”中“楞严大师长水尊者”条目介绍：
资性非凡，九岁随普慧寺契宗出家，习诵《楞严经》。十二岁受沙弥戒，翌年受具足戒。太平兴国年中诣秀州灵光寺，就洪敏学《楞严经》。读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谓洪敏曰：“敲空击木，尚落筌蹄，举目扬眉，已成拟议，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乃拊而证之。时禅宗盛行，禅宗名匠于各地大兴法幢，子璇欲更探其深旨，乃参见滁州琅琊山慧觉。至其门遇其上堂，即致问：“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句乃《楞严经》卷四中的经文）”觉厉声曰：“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子璇当下豁然大悟，乞侍左右。其后又移住长水，设讲席，以华严、楞严授徒。时从学徒众，几近千人。
长水大师一生讲《楞严经》30余会。浙江嘉兴解放初尚存有“楞严寺”（可惜解放后被毁），就是大师注解《楞严经》的地方。其中有“雨华堂”，据传是因长水大师当年于此讲《楞严经》时，感天雨华，故建堂纪念。天圣八年（1030年）长水撰《楞严义疏》《楞严经疏》（20卷）等，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因钱公易上奏，受赐紫衣及“长水疏主楞严大师”号。钱易，字希白，嗣吴越王宗子，宋真宗时期举进士，累迁左司郎中翰林学士。此地旧属钱氏产业，所以楞严院的名号，可能和这一次赐封是有关系的。
此外，在宋代佛教中兴的大背景下，《楞严经》的注解开始陆续出现和流传，而杭州当时显示出这方面强劲的势头：宋代楞严讲疏大半是杭人所作，《长水大师楞严经疏》被《大正藏》收入，《卍新纂续藏经》之《方等部疏》收《楞严疏》自宋始，其中宋疏就有六部；《礼忏部》除所收《忏仪》外，唯一本《首楞严坛场修证仪》，为宋时净源著作。宋杭州南屏系知礼七代弟子无极可度，也是“皇宋首楞大师”，亦杭人。足见宋代杭州楞严学之兴盛，实力冠于全国。其时楞严的专门传播也获得周边政府的支持，如金代北京传戒时，戒台寺戒坛与附近潭柘寺楞严坛有在戒坛传戒，而后到楞严坛考试的制度关系。1089年高丽于乾德殿由净源弟子义天设楞严道场，1099年宋元符二年蔡卞书《楞严经》刻于江苏苏州灵岩寺。在这样的氛围下，杭州的楞严寺里设立楞严坛是情理中事，而长水子璇大师等最早一批讲楞严的宋僧，很可能就是杭州楞严寺的创建者，至少是倡导者，总之是不无关系的。
再从地点上看，宝石山自古多寺院，景致佳，宜住山修持，五代以降，附近有具传戒权的大寺院昭庆寺，对佛法修学有需求，能提供场所；楞严寺的上方有五代所建金轮寺古刹，此地可看日出，可能是金轮得名来源，但考虑到“佛顶金轮”亦密乘佛顶部之重要密法，且此地北宋时又镌有大石佛，故推测可能也有密修上的互动因缘；加之楞严寺两旁山壁多有佛像，坛周围可能也有殿堂，可视为自然在坛城周围张挂之菩萨像，极为增胜；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该楞严坛隔壁东邻的大石佛院内，所有摩崖石刻佛教造像均在北宋以前，而大石佛院与该楞严坛是有很深切的历史渊源的；且文献明确记载五代至北宋初，其东还建有兜率院，院中已有羯磨结界（类似楞严坛之边界标相）。综上所述，宋代在此地建楞严坛，从时代、环境与因缘、条件等诸多方面看，都有相应的成因趋势及结果。
另外，如果将大佛寺内楞严坛图案与其外围低地铺砖图案合在一起看，就会呈现一个外方形而中为八角形的几何图形层层相套的坛城图案，与时代相当于宋时的西藏后弘期早期（约11世纪）唐卡“无量寿佛坛城”[37]的密宗坛城构图方式极为相近，后者是外方、内圆、再方、再圆这样的层层 相套，显示出佛教坛城的一种相近模式风格的印证。
再从宋至明清的汉传佛教寺院的日常行事来看，除了日常课诵、常日六时行道外，还有忏悔仪规，这是寺院在历史中渐渐普遍遵行的。至明清时逐渐统一为每日“五堂功课两遍殿”的规定。早殿有两堂功课，念诵《楞严咒》为一堂功课，念诵《心经》《大悲咒》《十小咒》等为一堂功课。念诵开始有《香赞》，中间有《赞佛偈》，最后有《祝韦陀》，还有钟、鼓、磬、木鱼等法器伴奏。如此可知，作为宋以降的一般寺院，都可能会布置念颂法会的楞严道场，在法会时立名为“楞严坛”，而作为专修楞严的，且处在当时楞严学兴起之地的杭州楞严寺，建筑专门的楞严坛场，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也即，从佛教在宋时中兴至元明清渐趋式微的大走向看，此楞严坛亦当为宋代楞严大兴之产物。
鉴于诸多证据大部都是指向于宋代，而不是其他时代，并且在“楞严坛”的发展类型序列坐标中，该楞严坛遗迹模式明确排列在明代以前，因此判断这一楞严坛始建于宋代。尽管其以后可能有过维修，但基本形制没有改动，所以才会有此楞严坛早期面貌存在。
三、杭州楞严坛的重要价值
（一）这是国内唯一的坛相和结界都保存相对较完整的一处古楞严坛遗迹，极为珍贵
北京潭柘寺的楞严坛遗址如今只剩下一八角形的石基；而天台山高明寺的明代楞严坛则只有一个房屋遗址，中间的楞严坛已无存了[38]。所以这一楞严坛的发现，无疑是让中国重新拥有一个还保存着较完整的原来面貌的古楞严坛实物遗迹，意义十分重要重大，具有无可估量的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
（二）这是中国目前仅存的3个古楞严坛遗迹之一，非常稀有难得
一直以来，佛学界流传着“中国只有三个古代楞严坛”的成说，据说是天台山高明寺、北京潭柘寺等3处，所以文献中均作为重要遗存进行重点介绍，倍加珍惜的样子。但现经深入了解，才发现明确的古楞严坛遗迹只存在于高明寺、潭柘寺2处，另外一处不明确在何地。如果是指圆明园原“日天琳宇”景点里的八角亭楞严坛，那么早已只存在于图画中了。如今杭州再添一处楞严坛，是十分稀罕难得而非常增胜添荣的。
（三）这是现存古楞严坛遗迹中最古老的不为人知的新发现古楞严坛实物遗迹
由于这一楞严坛形制完全符合《楞严经》古规制，保留了楞严坛的早期面貌，是不同于天台山高明寺、北京潭柘寺的明代清代的楞严坛样式的。本文已判明其始建于宋代，故这一实物的发现，不仅展现了早期古楞严坛的真面目，填补了原先失传失记的缺环，并提供了早期历史实物的很多信息，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实物标本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
（四）对佛教界来说意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古楞严坛遗迹考证发现，对佛学研究，尤其是对佛教仪轨、坛式坛制，及宋以降佛教历史等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实物展示与借鉴意义。比如通过历史还原法，可再现《楞严经》中供养供物的布坛方法，如:“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华中安钵，钵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华钵，镜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间华铺设，庄严香炉，纯烧沉水，无令见火。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为煎饼，并诸沙糖、油饼、乳糜、苏合、蜜姜、纯酥、纯蜜，于莲华外，各各十六，围绕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39]这样的情景完全可在这一楞严坛中布置重现，使研究有更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身临其境体验。此外，我国汉传地区密教遗迹以石窟、石刻为主，建筑遗迹少见，宋代密教坛城建筑在汉传地区延续至今的目前发现可能仅此一处（在此存疑，留待方家继续考证），所以这一楞严坛的发现，也提供了宗教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其可研究的方面是无限的。
对佛教实修传承的现实意义也很大。由于楞严坛是佛教中的重要坛场，所以该楞严坛的发现，不仅使佛教中增加了极为稀罕珍贵的文物，也提示着佛教中一种重要经典的实修传承的存在，此地所代表的杭州宋代楞严学对后世影响相当大，通过此楞严坛线索追源溯流，求真探实，以古为鉴，可对佛教实修历史有更深刻真切的认识。此外，其还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的立坛模式和立坛思路，在小寺院小道场中也容易进行。莲花之类的托盘在佛教内已是制式，其他亦较易得，收集甘露等活动亦提供了一种大众参与度较好的仪规模式，而此坛在实现表法并作供养的功能方面有新的启发和提示，在平地上规划一个合适尺寸的八角图案，比照尺寸做成桌子，亦可运作仪轨。
注 释
[1]有关记载自南宋以来不断，以清翟灏等辑《湖山便览》最综合：“秦皇缆船石，在宝石山麓。陆羽《武林山记》云：‘自钱塘门至秦皇缆船石，为西石头。相传秦始皇帝东游泛海舣舟于此。西湖旧通江海，故有舣舟之事。’《武林旧事》云：‘或言其石下通海眼。’宋僧思净就石镌佛。今亦呼石佛山。大佛寺，缆船石旁。旧有僧院，系周显德三年（956年）钱氏建。琢二石佛，曰二尊殿。宋宣和初毁，以其地为副将廨舍。六年，有妙行寺僧思净，就石镌大佛半身．饰以黄金，重构殿覆之，移请兜率寺旧额为寺……’元至元间寺毁。明永乐重建，改额大佛禅寺。”
[2]《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共10卷。唐时中印度人般剌密帝译。中国历代皆视此经为佛教主要经典之一。
[3]《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7），《大正藏》（第19册），第0945页。
[4]《楞严经圆通疏》（卷七），元·惟则会解，明·传灯疏。《卍新纂续藏经》（第12册），第0281页。
[5]传灯大师出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入天台山，重兴髙明寺，立天台宗祖庭，弘扬台宗，兼习净土、禅宗，致力经营三宝。于佛宝如铸铁佛，刻旃檀香像，募炉镜、幢幡、圣像；于僧宝如建大殿、禅堂、楞严坛、山门、两廊。又或建藏经楼。学识高超，精炼戒行。一生著作甚多。
[6]同注释[4]。
[7]北宋仁岳法师（992—1064年），浙江吴兴县人，曾师事四明知礼10余年，究其蕴奥。后因疾宴坐静室，恍若梦觉，悟从来所学之非，遂投遵式门下，与知礼相辩论，自成一派，世称杂传派或后山外派之泰斗。住持昭庆寺及石壁、灵芝、慧安、清修诸寺，大弘法化，著有《大论节文》（12卷）、《楞严集解》（10卷）、《楞严文句熏闻记》（5卷）、《楞严文句发轸钞》（2卷）、《弥陀经疏》《弥陀经疏指归》《金刚般若经疏》《十谏书》《杂录名义》等凡55卷。引自“淮北学佛网”《佛教词典》“净觉”词条。
[8]《楞严经熏闻记》（卷四），《卍新纂续藏经》，第269页。
[9]关于宋常尺，每尺约31.2厘米是一种研究共识。2002年第11期《东南文化》中苏州博物馆陆雪梅《从苏州博物馆藏宋尺谈起》一文认为：“北宋尺的长短合今尺在30.9—32.9厘米之间，通常为31厘米左右。”但历代都会有长短相距很大的尺子，即“大尺与小尺”问题。吴慧着《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七章）《宋代的尺制和亩制》中：“宋代的尺共有二十一等……（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即淮尺为三司布帛尺的一、二倍，其长应为三七·四四厘米。”准此，即宋大尺中至少有长为37.44厘米的，且“以一尺二寸为大尺”在宋代也是通行的。
[10]《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7），《大正藏》（第19册），第0945页。
[11]同注释[8]。
[12]《妙臂菩萨所问经》中《妙臂菩萨所问经选求胜处分第二》，《大正经》（第18册），第0896页。
[13]陈珲、棕彝：《杭州“钱秦石宋大佛”重要发现及追考》，《杭州研究》，2009年第4期。
[14]〔南宋〕周淙等：《南宋临安两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15]《东京梦华录等五书·武林旧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第102页。
[16]〔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8页。
[17]〔清〕翟灏等辑：《湖山便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
[18]《苏轼集·圣散子后叙》，北京：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 ，电子图书·集部。
[19]关于“相严院（寺）与楞严院（寺）应是同一地方”的说法，在笔者之前似未有人论述过。根据资料反映，基本上是南宋以降文字记载中多称“相严院（寺）”，而北宋苏轼与南宋古地图《西湖图》上的标注称“楞严院（寺）”。考虑到地图是有很强的延续性的，那么就是基本上可明确南宋以后已经称“相严院（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分析起来有多种可能：（1）在大佛刻成之前是称楞严院的，大佛刻成以后开始称相严院，是取有相好庄严的意思，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记：“大石佛院（院内大石佛）旧传秦始皇系船石，俗称西石头。宣和（1119－1125年）中，僧思静就石镌成大佛半身”。这在时代上大致契合。（2）清《湖山便览》曰：“十三间楼在大佛寺右，晋天福七年（942年）钱氏建，名十三间楼石佛院。上贮三寸佛一尊。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名相严院。”如此改名说，仅见此一处，而南宋有多种志书记载十三间楼相严院，均未有此说。但显示了该处还有“石佛院”之名。那么是否是着眼于实物而称“石佛院”，因寺宗而称“楞严院”，以及相指相宗、法相，严指华严、庄严而名“相严院”，说明寺院的教学功能和分宗情况，并一语双关。（3）南宋时其大殿可能有“相严”的排匾，故有是称，尤如“灵隐”有写做“云灵”的。（4）是语音学上的现象，如四川有个“楞严寺”，当地又名为“雷音寺”，显然是记音的缘故。而《楞严经》原称《首楞严经》，“首楞”2字用北方音急读正是“相”音，而南宋杭州是北方口音的天下，故有此记音名，这在时代上也有契合。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猜测，有待将来的资料发现证实。
[20]〔清〕张文虎：《十三间楼校书记》，载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中）。
[21]棕彝、陈珲：《苏东坡施药杭州楞严院及创办国内首家社会性质医院考述》，《杭州古都文化研究》（2009年论文集）。
[2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读苏长公文》（四部丛刊本）。
[23]《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7），《大正藏》（第19册），第0945页。
[24]〔北宋〕孤山智圆：《闲居编·钱唐兜率院界相榜序》，《卍新纂续藏经》，第0949页。
[25]《太虚大师全集—楞严大意》，载《中国佛教寺院网—佛学漫谈》。
[26]白化文：《汉化佛教参访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6页。
[27]同注释[4]。
[28]〔民国〕胡祥翰辑：《西湖新志》：“大佛寺……光绪间，僧醒彻复于右旁建弥勒殿，并就旧有之大悲阁遗址改建祖堂、僧房等十数楹。”载《湖山便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52页。
[29]朱封鳌：《访六朝古刹高明寺》，《上海佛教》，2001年第5期。其中有明代虞淳熙撰《楞严海印三昧坛仪碑记》中赞传灯大师所创的楞严坛及其仪规表法：“世行楞严坛法自无尽灯师始，世有楞严坛道场自天台山始。有酌灌顶五部之轨，采《法华》《圆觉》《缁训》《清规》。而若灯师之抗法者，自万历乙卯岁始。侵假而法臣，且绍法王具耳根者，慎听之如王律，将证同观音，成无上道。叶我前言，爰开后觉，亦自今日始。”
[30]《潭柘寺主要景观：楞严坛》，新浪旅游·娱乐。
[31]朱哲：《探源考异访潭柘》，广东省岭东佛学院——潮州开元寺网站，《人海灯》。
[32]同注释[8]。
[33]《维基百科》，“戒台寺”词条。
[34]《首楞严坛场修证仪》，《卍续藏》（第74册），第1477页。
[35]净源大师，参见网上“百度百科”词条。
[36]长水大师生平，《释门正统》（卷八）；《五灯会元》（卷一二）；《佛祖统纪》（卷二九）；《嘉泰普灯录》（卷三）；《释氏稽古略》（卷四）；《续传灯录》（卷七）；《教外别传》（卷九）。最详细的记载为《记主长水大师略录》，载《起信论疏记会阅》（卷首），续法（清）辑。百度百科这段介绍应是从某本辞典中辑略的，主要来源于《记主长水大师略录》，未详考证具体的白话本来源。
[37]见“卓克艺术网”《〔宋〕无量寿佛坛城唐卡》，56×48cm，西藏后弘期早期（约11世纪）布本设色密宗坛城。中间为主坛城图，四角有4个小坛城，上下是众菩萨或护法，被井然有序地安排在小方格中，这种画风原于典型的印度——尼泊尔构图方式。除构图外，从色彩、棉布和装饰上鉴别，也均具备典型的早期卫藏唐卡特征。
[38]心皓法师：《天台教制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445页。朱封鳌：《访六朝古刹高明寺》，《上海佛教》，2001年第5期。
[39]《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七），《大正藏》，第19册，第0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