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鑫

　　图：《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西元十一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方有一个以羌族中的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王朝，这就是西夏王朝。它从1038年至1227年（即北宋景祐五年至南宋宝庆三年），歷时189年，鼎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和内蒙的部分地区。西夏景宗元昊命谟甯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形体方整，笔划冗繁，大多在十画以上，以点、横、竖、撇、捺、折、折u等组字，绝大多数为会意合成字和音义合成字，象形字和指事字很少。西夏文结构复杂，一字一音，共有5800多字。这种文字从方块字这一点来说，与汉字相仿，但又无一与汉字相同。西夏文创制后，元昊把它定为国字，下令推广，并用以纪事及翻译经典。他还设立蕃字、汉字两院，汉字院练习正、草二体；蕃字院练习正、草、篆、隶，其官衔相当于唐、宋的翰林。汉、蕃二字院不仅是表章诰牒的起草机构，兼有研究推广汉字、西夏文书法的职能，而且是科举取士的机构。可见西夏的统治者对书法是颇为重视的。此举使西夏文的应用推广到西夏的邻近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

　　西夏文的书写也有楷书、篆书、行书、草书之分。楷书多见于雕版及其印刷的书籍，篆书见于碑文，行草则见于手写的文书、审案记录、买卖契约等。当然，在西夏书法中，西夏文书法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它也是西夏艺术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因为在西夏，西夏文是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所以西夏文书法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如佛经、字典、档、契约、药方、刻本、碑铭、印章等等方面均有发现；而且涵盖了楷、行、草、篆、隶等各种书体。

　　西夏文一般结构比较繁复，笔划较多，尤多斜笔、撇、捺，使字形的四角都比较饱满，这为书法的形体美的创造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这比较适合用楷书写法，所以西夏文书法中楷书的成就为最高。泥金字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是西夏文楷书中的珍品，这是一本手写佛经，以质地厚韧的紫青色纸，用泥金书写，字体工整秀丽，结体匀称，末笔无论u、捺清劲有力，排列齐整，疏密有当。西夏寿陵（7号陵）西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结体匀称，笔点画规范，笔力遒劲。西夏文的楷书在一些刻本中也有上佳的体现。《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对译的字典，它的刻本中西夏文用楷书书写，字体既工整又不拘谨，笔致比较活泼，有些笔划繁多的字写得稍大一点，虽是刻本，但笔意浓郁。黑水城出土的《音同》有甲种本与乙种本，这也是一种字典，对照甲种本与乙种本，显然甲种本结体不够匀称，有个别字牵强别扭，用笔也比较生涩，这是西夏早期的作品，乙种本就显得较为成熟，不仅字字正稳，而且显得气韵饱满生动，这是西夏晚期作品，从中可以窥见西夏文楷书的发展轨迹。

　　1991年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是一部西夏文密宗佛经的刻本，共有9册220多页，计10余万字，白麻纸精印，蝴蝶装，用楷书刻印，墨色清晰，字体工整秀丽。根据刻本中发现有倒字，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版心行线漏排，而西夏文误排成汉字，残留隔行竹片印痕等情况，考古学家牛达生考定其为活木版印本。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这样把我国发现活木字印刷的歷史提前了几百年。

　　行书是西夏文中应用较广的一种，常用于手写的文书，如审案记录、医方、买卖契约等，可惜遗存下来的墨蹟较少。西夏文的草书深受唐宋草书家的影响，以今草为多，但其中也有学章草的，如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长卷》，它的布局颇为严谨，字形端严而笔势飞动，字与字并不相连，但其笔划属连，如第七行第七字，有点像汉字草书「别」，这幅字中其斜捺的收笔都有燕尾的波脚，斜撇也有章草的笔势意味，总之章草的特徵比较明显。而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草书》以及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医方》，近似今草，笔划假借、连写、牵丝、映带都有体现，如前者右端倒数第二行上面三字用连写方法一气呵成，而后者有数字都是草意极浓的，这两幅都是西夏文草书中的上品。还有《孝经》，结构自然匀称，笔划简约流畅，也是西夏文草书中的传世之作。

　　西夏文的篆书是在西夏文楷书的基础上，参考汉字篆书形体构成特徵而形成的一种书写方法。因为西夏文本身形体就近似汉文中篆书的长方形。所以西夏文所写篆书圆转婉通，十分美观。无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西夏文篆额还是寿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都显得端丽古朴，气韵生动。西夏篆书在形体和用笔方法上深得汉文篆书之妙法，且有本民族文字的独特之处，可以说在书写技巧和功力上已经相当纯熟。

　　在西夏文书法作品中，隶书见得较少。隶书是一种装饰性强的书体，它的特点是字形扁方，横平竖直，而横长竖短，撇、捺向左右开张，大多取横扁字势，形体方正整饬厚重，用笔讲究蚕头燕尾，横画收笔有波磔，撇画收笔处转笔翻挑，转角均用方折。西夏文隶书比较少见的原因，我推测为，西夏文的字形略呈长方形，竖略大于横，这就使西夏文书写隶书造成较大的难度，或者说西夏文不太适合用隶书书写。然而，西夏文隶书也仍有一些遗存，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三才杂字》甲种本就是隶意较浓的书法作品。

　　西夏书法的特点，一是鲜明的民族性和相容性；二是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三是注重装饰美。

　　西夏的碑刻大多建于塔寺建筑、墓葬、桥樑等处。其中有西夏文的碑刻，有汉文的碑刻，还有西夏文与汉文合璧的碑刻和西夏文与藏文合璧的碑刻等。碑刻的书体主要是楷书和篆书。保存下来的碑刻数量不多，其中重要的有《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黑水建桥敕碑》等。在西夏王陵也出土了一些西夏文和汉文的碑刻，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破。

　　现藏于甘肃武威市博物馆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一方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碑刻。它是1804年由清代学者张澍发现的。张澍（1776-1874），字百瀹，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时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起士。他曾在贵州、四川、江西等地做县官，又是一位金石、史地的研究学者，撰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夏书》等着作。1804年张澍因病从贵州玉屏回到武威休养。一天，他和友人同去游览武威城北的大云寺，此寺始建于前凉，名为宏藏寺，至唐改名为大云寺，西夏时又改名为护国寺。张澍见大殿后有一碑亭，前后皆有砖块封砌得严严实实。问一老者也不知为何碑，但是说不能开启，若开启必遭灾祸。张澍想看个究竟，就请住持僧人拆其封，但住持怎么也不肯。张澍说，若有祸害，我辈承当，与住持无干，住持这才应允。于是请了几个民工将封砌的砖块开启，这才见到一座高大的巨碑。看那碑面的字体方整与今楷无异，「乍看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张澍在碑的阴面看到用汉字镌刻的碑铭，才知其意。碑阴还刻有「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的汉字，张澍由此认定此碑乃是西夏碑。张澍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记述了他发现此碑的经过，在文末他说：「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张澍不仅是第一个发现感应塔碑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镌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5），原矗立在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大云寺内，这是一座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碑刻，碑高2.5米，宽0.9米。正面刻西夏文，碑额为篆书2行8字，意为「敕感应塔之碑文」，正文用西夏文楷书镌刻，凡1820字。碑的背面用汉文镌刻，碑额亦为篆书，原有3行12字，上部已漫漶，残存「重修、寺感、碑铭」3行6字，正文为楷书。碑铭无论西夏文、汉文都很秀丽工整。题名两侧各有线刻翩翩起舞的伎乐菩萨一身，碑端有云头宝盖，四周有线刻卷草纹装饰。碑铭记述的内容颇为有趣，它记述了自前凉张轨修寺建塔以来屡见灵瑞的情况。说西夏惠宗即位，某次羌兵来犯，是夜雷电大作，塔现神灯，吓退了羌兵。还特别写到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发生地震，佛塔发生倾斜，崇宗下令抢修，但还未动工，塔身竟自行恢復原位了，为此西夏皇太后、皇帝下诏重修、装饰佛塔并立碑纪事。这里讲的佛塔倾斜而復位，可能是余震所致，当时被认作佛塔显灵了。碑文语句朴实生动，文采斐然，西夏文碑铭虽然内容与汉文碑铭略同，但叙述方式不尽相同，其中有一段用四、七句对偶的骈文写成，很有特色，如「五色瑞云，朝朝更復金光飞，三世诸佛，夜夜必绕圣灯现」。「圣宫造毕，功德广大前无比，宝塔修完，善缘圆满识量高」（译文）等。1927年武威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大云寺和感应塔都遭到倾覆，毁于一旦，所幸感应塔碑总算得以保留，后被移至文庙。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西夏碑刻，不仅镌刻上乘，书法精美，而且对研究西夏的歷史和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堪称瑰宝。